基督教會應該作為台灣社會轉型的和平使者(下)

以報應思維為核心的刑罰制度有時而窮,往往無法弭平社會裂痕;相對於此,以赦免精神為核心的宗教情懷則能深入人心,達到轉化集體和個人傷痛記憶的效果。唯有妥善地處理過去的傷痛與當前的衝突,一個社會才可能邁向未來。

教會活動總是上不了媒體?

喧騰一時的性別法案抗議過程給教會狠狠地上了一課!關心這個議題的基督徒大概都很納悶:「我們這麼盡力動員,為什麼很難引起媒體注意?」基督徒難得走上街頭,總希望透過媒體表達自己的聲音,但是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就算週末北中南串連動員10萬人,也要很努力搜尋才能讀到一點點不起眼的報導,根本是隔靴搔癢,毫無作用。

和平之子

台灣社會重視教育。父母親努力要讓孩子們不要輸在起跑點,要讓子女進入更好學校的心態並沒有因為過去20年來的教育改革而有所改變,反而讓補習的科目從以往的英數理化等幾門主要學科,擴大到才藝、競技。為了爭取在入學備審資料上更好看的條件,還動用各種關係要替子女弄到「志工」的經驗。

基督的沉默

基督徒都知道耶穌說過的許多話。我們記得他說的好多比喻,也記得他和法利賽人的辯駁,更記得他教導過使徒如何禱告,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主禱文;我們記得八福,記得最後的晚餐時他囑咐我們用聖餐來紀念他的話語。

立法除偶像?!

前一陣子住家附近有廟會,除了鞭炮鑼鼓的喧囂外,附近的街道巷口也常因進香與繞境的隊伍而壅塞。有時難免會想,除了以公民身分抗議這些活動所帶來的噪音、空氣污染外,是否有可能以什麼樣政治或法律的手段,徹底「根除」這些所謂的「偶像」?就好像有些教會裡教導的一樣:「攻破撒旦營壘」?

基督教教育的施行:世界觀與社會想像

教育是對人生命的培育,包括知識、技能和態度等層面。知識,技能與態度等層面跟社會分不開,而人從社會中認識和建立自我。然而,社會對人身分的塑造不只有控制性意含,更培養人對周遭世界的解釋力和溝通力,並進行創造意義。

往各各他的路——在公共空間忠心跟隨耶穌

近來台灣因同性婚姻的議題引起基督徒間的激辯,也引發基督徒和同志運動者之間的張力。在這些張力背後,顯出一個比同性婚姻合法否更重要的議題:在多元社會中,人們如何與不同信仰的人一起生活?面對公共議題,基督徒有沒有權利從信仰出發表達對議題的看法?又應不應要求社會中的其他成員按我們的方式生活?

世界人權日:不當聖人的金恩博士

12月待降節期和聖誕節,有幾個關於人權的日子,聯合國1948年12月10日通過 《世界人權宣言》,將12月10日訂為「世界人權日」,揭示「所有的人均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方面處於平等地位」。12月1日是「國際愛滋日」;12月3日「身心障礙者關懷日」。此外,12月1日也是影響馬丁路德‧金恩牧師一生重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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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與牧養—拒向科技社會的偶像下拜

西元2020年,成立3年的科技公司Orange正式推出市場期待已久的機器人iServant 1.0。這款機器人整合了線上購物、計算宅配時間、並打理家務和烹調三餐。在短短一年內,將近80%的家庭都擁有一台iServant ,並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的家庭生活。

索菲,信耶穌得永生!──經與典的反思(二)

看到這句話時,我感到渾身震顫。根據索菲的姐姐英格‧蕭爾(Inge Scholl)的記述,聽到這話的索菲倒是十分鎮定,「以嚴肅、堅決並帶三分命令式的口吻對母親說道:『是,你也一樣。』」然後,「她也離開了」,在索菲之前,她的哥哥漢斯(Hans Scholl)已經先她一步,向父母告別。 他們為什麼要離開父母?更重要的是,在離開前,做母親的為什麼要提醒女兒記得耶穌?作女兒的,又為什麼給母親同樣的提醒? 最重要的是,索菲是誰? 索菲‧蕭爾(Sophie Scholl),和她的哥哥漢斯一樣,是反納粹秘密團體「白玫瑰」的成員。從1942年夏天到1943年初,他們祕密郵寄發出了六張傳單,在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以渺小的個體力量,挺身對整個轉變成戰爭機器的獨裁體制,發出反抗納粹的呼籲。 在發出第六張傳單後,兩兄妹被逮捕並處以死刑。一起被送上斷頭台的,還有他們的朋友克里斯多福(Christoph Probst)。他們的作為震動了當時的納粹高層,在他們之後,「白玫瑰審判」還進行了四輪,牽連了更多人。而今,他們是德國精神重生的代表。在2003年德國電視二台(ZDF)的十大重要德國人票選裡,他們在年輕選民投票中名列第一,超越了德國歷史上所有音樂家、哲學家、科學家與神學家。 第一次聽說索菲、漢斯、和他們在「白玫瑰」的其他夥伴的故事,我已經不是躲在被窩裡看課外書的小孩,而是隻身在台北闖蕩的青年。在漆黑的電影院裡,電影《帝國大審判》開場不過十分鐘,我們就看到索菲和漢斯,在莊嚴典雅的慕尼黑大學裡,從偌大的穿堂上方灑下抗暴傳單。他們就是當年的小蜜蜂。而在納粹底下,小蜜蜂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們兩人沒能從人群中趁亂逃出,被抓耙子當場逮捕,第四天受審,並於當天執行死刑。 電影的手法很沉著,冷靜,焦點大多放在對話上,特別是兩組對話:索菲與負責偵查的警探之間的對話,以及索菲兄妹等人在「人民法庭」上受審的辯論。在電影中,我卻沒有閱讀《白玫瑰一九四三》時的椎心之感。在電影裡大量的對話中,我們被拉進了索菲受審的現實過程,感受到更大的是壓力。但在書中,我們卻隨著姊姊英格,以及其他被動受訪或是主動陳述的敘事者,不斷變換視角,彷彿不斷從不同的側面旁觀這幾個抗暴的年輕人。而在眾人的目光疊合之下,索菲與漢斯的形像突然清晰起來:這是兩個基督徒。 幾乎所有受訪者,對索菲兄妹最深的印象,都是他們如何冷靜,保持尊嚴,以及他們為了挽救其他夥伴的性命,在偵訊時不斷把罪行往自己身上攬──「我就是!」完全可以想像人們會想起耶穌這句話,在德國這個宗教改革發源的地方。至少,負責偵訊他們的刑事組長羅伯特‧莫爾(Robert Mohr)就清楚感受到這點。他在受訪稿中表示:「我甚至覺得,他們是以宗教的觀點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總而言之,他們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誠。」 而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監獄擔任神職的卡爾‧阿爾特(Dr. Karl Alt)牧師,則如此形容他被召來舉行死刑前的臨終聖事時的心情:「當我走進他的囚室時,心中不覺顫抖起來…但是漢斯‧蕭爾幫我一除了心中的一切疑慮,」漢斯知道自己死前希望與牧師一起閱讀的經文是什麼,他的臨終祈禱,在牧師耳裡聽來不單是為了自己,也為了整個民族;漢斯受刑前想讀的是〈哥林多前書13章〉,愛的篇章,而在這最後一刻,他對牧師「果決地回答:『我們絕不可以暴易暴。對我而言,一切的憤恨都已經煙消雲散了。』」他用自己生前最後一刻,向牧師表現出什麼是聖餐,以致於牧師在記述中說:「臨刑前的囚室於焉化身為上帝的神聖殿堂……。」 他們在生命中的最後四天裡,感動了獄中上下,甚至是與他們站在對立面的偵訊者。而由他們所撰寫、秘密散發的六張小蜜蜂傳單,在我看來,是不折不扣的經典文獻。在六張傳單中,他們有步驟地引用席勒和歌德(傳單一)、老子(傳單二)、亞里斯多德(傳單三;亦參〈民主精神中的基督教元素〉一文)、諾瓦利斯(傳單四);而正是在第四張傳單裡,他們直接對德國的基督徒提出呼籲: 「難道上帝沒有賜給你戰鬥的力量和勇氣?我們如果想攻擊邪惡,就必須深入虎穴,而希特勒的權力就是那個虎穴。」 這是一種敵我關係的神聖化嗎?我們對此不是應該更加小心嗎?在電影裡有個偵訊段落,刑警問索菲:「你不是新教徒嗎?教會不也要求:就算懷疑,也得委身嗎?」他要的是說服索菲:就算懷疑領袖,也要一樣順服,事實上,這才是神化了黨和領袖;相對地,索菲的回應是:「人們是自願來教會的;希特勒沒給我們其他選擇。」 正是如此。索菲和其他白玫瑰成員在戰爭時期的獨裁統治底下,讓他們起身反抗的理由,正是國家要審判處死他們的理由:沒有選擇,不可以有選擇。掐熄言論自由,正是扼殺選擇的第一步。緊接著,就會是扭曲的主張橫行,甚至落實為法律:為猶太人立專法就是第一步……。 然後,索菲兄妹,以及其他白玫瑰的夥伴們做出回應了,不惜附上生命的代價。他們在生前受到自己國家政府的無情打壓,但卻在自己政府的高牆外引發回響──流亡倫敦的湯瑪斯‧曼終於能在英國BBC上公開講:說德國就是納粹主義,顯然是錯的,有人反抗就是明證,而從反抗者的傳單清楚可見,德國人不會一直輕易地受謊言所欺。 湯瑪斯‧曼忘了說:德國教會也不會輕易受到謊言所欺,不會像納粹法學家一樣只會搞扭曲人性的法條。但說到底,在那段日子裡,為德國教會做出見證的,是像索菲兄妹這樣,被送上斷頭台的一個一個的個人。而這些人知道:信耶穌得永生。 (封面相片來源:《帝國大審判》劇照)

基督徒如何看待以巴衝突?(一)

身為一個當代基督徒,每當看到關於以巴衝突的新聞的時候,心中必然充滿了複雜的情緒。因為平常在聖經當中所讀到的許多舊約經文,總是可以看到上帝對以色列這個民族的應許是以當今巴勒斯坦這塊土地為基礎;然而,這塊上帝的應許之地卻是當代世界衝突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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