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歐洲右派勢力的崛起-1

近年來在許多西方國家，都出現了右派勢力崛起的趨勢。以歐洲而言，造成右派勢力崛起的環境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近5年來自於南亞、中東和北非的難民潮，另一個是極端伊斯蘭組織於歐洲大城市所發動的恐怖攻擊。

難民恐攻成崛起溫床

以南亞、中東和北非難民潮而言，2001年開始的阿富汗戰爭、2003年開始的伊拉克戰爭，以及始於2010年底、遍及北非和中東國家的「阿拉伯之春」民主化運動，並沒有成功在這些地方建立穩定民主政權（目前僅突尼西亞成功）。相反地，許多國家陷入長達數年的內戰。

截至2016年初，可被列入「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之列的國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和葉門。根據「歐洲統計」（Eurostat）網站資料顯示，申請前往歐洲的難民中，敘利亞、阿富汗及伊拉克就囊括了前三名，可見內部動亂造成難民人口大量逃出這些國家。

其次，極端伊斯蘭組織「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2014年起佔據了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廣大領土，並利用網路進行全球宣傳和招募人才，成功在許多西方國家發動多起恐怖攻擊，令人震驚的2015年巴黎恐怖攻擊和2016年布魯塞爾恐怖攻擊都是其中一環。

由於右派的主要政治語言是「秩序」、「安全」、「我們」或「國家」等概念，因此，當政治情勢出現「失序」、「混亂」、「他者」或「外敵」的時候，右派極端勢力的溫床便應運而生。就此而論，歐洲社會這幾年急遽增加的大規模難民潮，以及極端伊斯蘭組織恐怖攻擊，便給了右派勢力倡導其政治語言的機會。

歐洲右派多聲勢上揚

右派勢力的政治運動和政黨在歐洲都有聲勢上揚的趨勢。移入歐洲的難民在2015年超過130萬，難民數前六名國家包括：德國、瑞典、義大利、法國、匈牙利及奧地利。2015年上半年，當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敞開德國的大門迎接最大規模的中東難民之際，德國社會卻也興起一股右派勢力來反對這項政策。

▲梅克爾迎接難民，卻對德國社會帶來壓力，使右派勢力崛起。

主要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歐洲愛國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這個2014年出現於德東城市德勒斯登的政治運動主張，由於伊斯蘭文化總是拒絕融入歐洲文化，使得伊斯蘭文化嚴重威脅了歐洲文化的存續。因此，該運動主張應該拒絕和管制穆斯林難民移入歐洲。

另一個是政黨「德國的選項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原本該政黨只是反對歐元和對歐債國家提供資金援助。然而在難民潮和恐怖攻擊事件後，該政黨決定採取反對伊斯蘭的政策方針，主張伊斯蘭「不是德國的一部份」。

不只德國出現右派政治運動，許多歐洲國家右派政黨近幾年得票也日益增加。這些右派政黨的共同特色是：反對移民、懷疑歐盟整合。根據BBC的報導，以這些國家最近一次國會選舉的得票率而言：

排外大旗限公民權利

由於這些右派政黨對於外來移民和難民的政策訴求都是加強管制，甚至有些政黨高舉排外的大旗。可以看出，歐洲社會對於秩序和安全的渴望，已經逐漸壓過了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歐洲人對於人權和人道的訴求。

其次，右派勢力的崛起也具體呈現在許多歐洲國家對於限縮公民權利的立法和政策上。面對恐怖攻擊，歐洲各國近年都制訂了反恐相關法案。法國自2015年11月的恐攻事件後進入緊急狀態，國民議會隨後於2016年初立法強化執法部門限制公民自由的權力。

匈牙利政府也授予安全部門更多監控人民的法律工具，例如有權對手機通話進行錄音、解密手機資料，以及進入個人銀行帳戶。較少受到威脅的波蘭，也在右派執政黨「法律正義黨」（Law and Justice）的主導下，準備制訂限縮波蘭公民自由、以及可以立即驅逐外國人和關閉邊境的反恐法案。

儘管二戰後，歐洲國家基於追求和平與人權的信念而成立並擴展歐盟，並努力將人權與人道救援的理念推展到其周邊地區。理想上，歐盟應該盡可能接納鄰近地區的難民和移民。然而實際上，一旦各國內部可能因為外來者而失去就業機會和生活品質時，勢必出現緊縮難民和移民政策的政治訴求；甚至把該國當前出現的問題歸咎於這些外來者，因而出現排外情緒。排外情緒透過右派政黨取得足夠的議會席次後，便將這些情緒和價值化為法律和政策。

島嶼台灣與周邊事態

台灣對於歐洲社會的這種氣氛，感受似乎不強烈。主要理由是作為一個島嶼國家，台灣不容易出現大規模難民湧入的現象；此外，恐怖主義的攻擊，主要針對西方國家，在台灣難以感受這股威脅。既然如此，歐洲右派勢力的崛起，能夠提供我們什麼樣的反思呢？

首先，右派勢力常將社會的混亂和失序歸咎於單一因素，而不思考如何更理性、全面地檢討社會制度的弊病。近年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面對每年一次的隨機殺人事件，掀起群眾對亂世用重典的依賴，認為問題出在台灣是否該執行死刑的問題。

其實，死刑存廢可以讓社會大眾深入討論再決定。然而，殺人犯的問題應該思考更根本的社會安全和教育制度問題，而非簡單丟給國家以死刑解決；後者正是右派思維中，「相信透過國家權威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信念所致。

其次，台灣周邊國家的右派近年來逐漸盛行，日本國內在這幾年爭論不休的憲法第九條「和平條款」是否該修正的問題，即反映了戰後日本右派思維的再度昂揚。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後，他對公民自由的壓制有增無減。除了這幾年抓捕了數百名維權律師之外，言論自由的管控，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緊縮程度（如香港銅鑼灣書商的「被消失」事件）。

▲藝術家黃國才用綑綁方法象徵被綁架，用「人質平安」字條諷刺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多次家書報平安，後面七個香港警員袖手旁觀。（photo by Kacey Wong）

此外，中國近年制訂的反恐法案，也是以反恐之名，行壓制公民自由之實。最明顯的就是用來打壓新疆維吾爾族。中國政府的這些舉動，都顯示中國領導人以極右派的統治權威思維治理國家，絲毫不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中關於公民權利的相關條款。

※2016/06/17更新：反思歐洲右派勢力的崛起-2

作者簡介／廖斌洲

台灣大學政治所博士候選人，主要關注的議題為近代民主思想、當代中國民權運動；額外的興趣為政教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