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神学理由比神学理由更有理由：论香港基督教与政府

「寸土必争」的背后

自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公布如何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基督教界别委员的方法后，有些信徒因而很雀跃，积极争取提名，希望中签，成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基督教界别委员。他们相信基督教界别10席对香港行政长官的提名和选举结果（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组成）有重要影响。

基督教界别10席也吸引戴耀廷的「雷动声呐」注意。它特别组织基督教选委抽签计划，其目的是：1.希望提名民主派基督徒参与抽签；2.希望为这些人找到足够提名人数。

在「寸土必争」的理念下，有些信徒不再执著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对基督教界别委员的做法是否合乎信仰，也不理会为基督教界别委员的安排是否关乎特权，反而视教会为社会组织之一，认为有权不用和有票不取是助纣为虐，不负责任；积极参与基督教界别委员抽签是公义行动。

使命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陆凤萍说，「我认为这时候不应沉默……我参与（指基督教界别委员抽签）不代表我不道德。我出来参与，也有其道德的一面。若梁振英或另一Evil当选，我们是否不发声？」 从公民角度来看，陆的言论没有甚么要讨论，但当她认为反对基督教界别委员的安排就是沉默，积极参与基督教界别委员的安排就是发声时，她只不过是美化其选择、丑化那些反对者。

事实上，我们不须要透过积极参与基督教界别委员抽签才可以发生。反讽、反对基督教界别委员的安排才是发声呢！因为它向只有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说不。说到底，重点不是那个行动才算是沉默还是发声，而是陆对发声早已界定。当她个人政治决定（现任特首梁振英不获连任）成为合理化基督教界别委员的安排时，她所讲的教会是她的教会，不是基督的教会。（本文对陆的言论之评论并非针对其个人，只是陆的言论在教会里较为普遍。）

权力的诱惑与诡计

为何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不愿意放弃基督教在选举行政长官一事上的特权？于我来说，如何产生基督教界别10席不是重要课题，而最重要课题是基督教要配合政治制度，不要令政府尴尬。所以，政府担心的不是陆所言的发声（因为行政长官选举这出戏须要像陆一样的积极者），反而政府担心陆不认同的沉默（因为行政长官选举这出戏做不下去了）。另一方面，为何有信徒如此热衷参与抽签？排除由政治权利带来可能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利益外，我有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

第一， 生活世界从不是自主，而是按著文化密码系统（cultural code）来安排。这些文化密码系统本身是控制性。它安置好和扣连好生活世界中不同事，而人们是不自觉地，甚至很投入地按此生活和选择。渐渐地，人们失去对另类想像的可能，甚至认为在文化密码系统以外的选择是次越轨和错误。

当我们以为社会运动者应该更有意识和勇气挑战当下主导的文化密码系统时，他们也不自觉制造另一文化密码系统排列生活世界。例如，当参与选举已被视为最有效影响政府的途径时，参与特首选举的基督教界别委员就自然是一项积极和有意义的行动。又当选举已被赋予这更高价值时，教会的独特性也要让路，而反对基督教界别委员的安排就被视为对不义沉默和不负责任。

第二， 权力以诱惑、挑战和诡计叫我们相信它的实效，即有了权力，我们就可以改变社会。至于如何获取权力？按第一点，有权投票就是获取权力的途径。所以，每次选举，我们都会说，投下你神圣的一票。选票当然重要，但改变社会不是选票式民主，而是参与式民主。

在权力诱惑、挑战和诡计下，信徒渐渐相信基督教界别10席可以带来社会改变。奇怪的是，为何他们对八三一方案有关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安排没有同样的乐观呢！权力的诱惑，是它成功令人们相信它的实效性，但这只是诡计，因为有权力从没有想过分享其权力。

第三， 按鄂兰（Hannah Arendt）理解，私人领域主要满足生存所需，而公共领域是人们进行讨论和协商共善的事。然而，今日私人和公共面对的课题，不是公共领域不见了或私人领域膨胀了，而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一同被社会化。鄂兰认为社会领域特征是以功利、实用和效率代替公共领域的共存的共同性世界。

教会是一个甚么样的领域？神学上，教会是公共的，因为教会是一个可见的圣礼，并见证上主国要彰显的万物众生之合一。奇怪的是，有信徒认为信徒积极争取基督教界别10席是将教会带回公共；反讽的，他们却以功利、实用和效率将教会的公共社会化。

雨伞运动对教会影响之一是「寸土必争」成为基督教伦理原则。「寸土必争」之可以确立，因为权力以诱惑、挑战和诡计叫我们相信它的实效。当下有关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基督教界别委员之安排的讨论就是在这背景下讨论，即以一个不是神学理由的神学讨论。

（封面相片来源：Wing1990hk / CC BY 3.0；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