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的瑞典給人的印象是「進步」、人均所得高的國家，其實並不很久以前的20世紀初，瑞典窮得逼使大量人民外流，走不了的甚至落入不得不「典當」或賣小孩的境地。
瑞典國寶級女作家林格倫（Astrid Lindgren 1907～2002）受同胞的愛戴不墜，新舊版20克朗鈔票上都是她，著名小說之一《呂內貝里亞的艾米爾》（Emil i Lönneberga）翻拍成電影時，她也為片中歌曲寫詞，相當膾炙人口的一首是《窮佃農》（Fattig Bonddräng）。
這首歌共七節，由窮佃農自述粗重的農活讓他從早忙到晚，禮拜一忙到禮拜六，週末找人打架、跟女孩子休息，讓他覺得自己還活著，禮拜天牧師希望大家去禮拜，但他通常在睡覺，因為他不像牧師那樣禮拜一可以睡整天。窮佃農只能持續操勞到死，每個週末犯的罪讓他覺得自己讓上帝失望了。但上帝接納他，欣賞他工作的永恆價值，並賜給他永遠的安息。
窮佃農在地上得不到休息，無法從人類社會得到的欣賞與諒解，在上帝永恆的安息裡祂將定義他工作的價值。但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只能等到」永恆的安息，辛勤才能得到肯定嗎？一個社會為什麼缺乏欣賞和諒解？
真正的「進步」
令人驚訝的是，台灣人現在認為瑞典「先進」的地方，幾乎都是在短短幾十年之內趕上的，百年前的瑞典以農立國，幾乎沒什麼重工業，又窮又落後，女權甚至比中國還晚覺醒。但台灣和瑞典同樣在短短幾十年間經歷現代化、工業化、脫貧致富、都市化、人口老化、兩性平權、家庭多元、性別多元等劇烈的社會變化，為什麼瑞典多元卻祥和？
或許有些人已經猜到了，大多數的瑞典人有很清晰的倫理概念，即使未必是基督教倫理，畢竟瑞典20%人口是穆斯林，但「有位格的至善」確實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概念。學校的倫理教育雖然迴避鮮明的基督宗教色彩，簡化地稱之為庶民文化，卻是採取我諧謔為「最大公約數」的政策和「最小公倍數」的強化，再三強調兩個宗教共同之處，刻意輕描淡寫相異之處，同時集中火力加強宣導平權和反霸凌的學習及工作環境。
專注在腳下的每一步，坦白說無法走得快、走得遠；定睛在遠方的目標，則能方向明確、步伐堅定地快速移動。
法律不禁止的事
雖然瑞典人認為「照顧小孩由國家社會共同負擔」，但小孩的道德教育卻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即使親生也會被視為「不適任的父母」。
這點跟許多家長的觀念是不同的，我們很少從「永在的至善」的觀點來自我要求或彼此約束，有不少人認為，只要不犯法就好，甚至違反了一點法規（例如交通規則）、只要大家都這樣做就沒有關係，就算犯法被抓到了，拗一拗、鑽一鑽，說不定也不用負什麼法律責任。
理論上，法律是「最低」道德要求，但實務上，因為我們普遍自律不嚴、自我要求不高，導致法律成了「較高的」、頂多是「一般高」道德要求！於是，要修改法律的限制，有時就會被視為是「降低道德標準」的做法。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規範」這句話，雖然這是我在國中公民與倫理課背下來的知識，卻是來瑞典之後，才實際在瑞典社會見識到「高於法律的道德要求」，竟促成自由卻高度自制、多元卻祥和的氛圍。重點差異就在這裡：瑞典人即使有非常寬鬆的法律，但不代表你要這樣做，也不代表社會期待你這樣做！
所以，雖然瑞典教會的牧師「可以」幫同性戀伴侶證婚，但國家或教會無權要求個別牧師這樣做！換句話說，同志婚姻在瑞典是合法的，同志可以在教堂由牧師證婚，但是，不保證同志找得到牧師來證婚。
不是只有同志婚姻這樣（不是針對同志），今年春天也通過一條法律，開放捐贈精子與卵子的匿名性，所以一名婦女「可以」接受匿名者的精子與卵子受精後植入體內受孕，這樣在瑞典是合法的，但，目前瑞典有能力做這樣手術的醫師和醫院全部都表示，不願意進行這樣的手術。
瑞典人似乎認為，法律是約束，國家對人民的約束越少，人民越自由，但個人必須負起責任，否則會受到社群力量的制裁，恐怕連房子都沒得住，帳戶也可能會被銀行凍結，不但無法獲得信貸，也很難在其他銀行新開戶。（補充說明，瑞典也和其他北歐國家一樣，即將邁向無紙化金融，所以，如果無法在銀行開戶，問題會非常大，吃穿都會成問題。）
正因為「高於法律的道德」，已是這個社會大多數人內化了的生活規範，法律鬆綁不虞降低道德標準，卻讓少數或相對弱勢者獲得更多保障與支持，使相對弱勢與相對強勢者的機會趨近平等，這是瑞典社會能安處貧賤、處豐富，隨事隨在的秘訣。（腓立比書4章12節）
台灣人的自由在另一些方面，但個人必須負擔的責任很少，個人的責任也很少討論；消費至上，錯都是別人錯。因此我們的健保越來越吃重，因為我們是用消費者心態在使用健保，不知節制、不知謙遜。
法律不禁止的事，也包括值得積極追求的：仁愛、喜樂、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拉太書5章22～23節）。從耶穌到保羅，基督徒始終在追求「比律法更高的義」，追求道德的實踐，反求諸己，「唯有那藉著愛表達出來的信，才有用處。」（加拉太書5章6節）
窮佃農的莊稼一歲一枯榮，一輩子賺取的微薄酬勞也不夠他成家立業，我們若看不出他工作恆長不朽的價值，顯示我們心中仍存在職業貴賤之分，我們看重一個人的作為遠多過這人的本質。這點和反映不出工作不朽價值的社會一樣，都還有長遠的進步空間。
（封面相片來源：Einar Erici，1930年代瑞典自耕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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