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會應該作為台灣社會轉型的和平使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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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基督教會應該作為台灣社會轉型的和平使者(上)

以報應思維為核心的刑罰制度有時而窮,往往無法弭平社會裂痕;相對於此,以赦免精神為核心的宗教情懷則能深入人心,達到轉化集體和個人傷痛記憶的效果。唯有妥善地處理過去的傷痛與當前的衝突,一個社會才可能邁向未來。

儘管我們今天強調當代台灣社會是一個多元分歧的社會,彼此尊重與包容。然而威權時代的歷史傷痛與記憶,始終是台灣社會分裂的潛在因子;即使到了民主的此刻,仍然存在因各種差異而產生的鴻溝:政黨、族群、階級、宗教,甚至世代等。台灣的基督教會可以從信仰的本質來思考這些問題,以及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

從排斥到擁抱:信仰的思考

一個轉型社會該如何面對過去的裂痕與傷痛?基督教信仰可以為弭平這些裂痕和傷痛提供什麼樣的思考方向?出身於克羅埃西亞的新教神學家Miroslav Volf的著作《排斥與擁抱》(Exclusion and Embrace)的觀點或許可以提供我們思考。

Miroslav Volf
Miroslav Volf

在Miroslav Volf看來,人們會產生「排斥」的心態,常常源自於他們心中對於「純淨」(purity)的不健康渴望。人類在意志上追求純淨當然是合理的,但是焦點必需放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而不是放在他人身上。

這種追求純淨的渴望一旦應用到政治上,就產生幾種不同形式的「排斥」:藉由同化達成的排斥(你們要像我們才能存活)、藉由支配達成的排斥(使他人成為剝削的受害者)、藉由棄絕達成的排斥(富人階級棄絕窮人階級、特權階級棄絕非特權階級)。

Miroslav Volf認為,若我們希望將自己對於他人的「排除」心態扭轉成「擁抱」的心態,至少有四個階段的工作,這四階段工作是重建一個社會集體心態和集體記憶的必要過程。

首先是懺悔。侵略者和壓迫者必需為他們過去對受害者犯下的大小罪行進行深切的懺悔。特別的是,Volf同時也主張受害者必需懺悔。原因在於,受害者內心往往充滿怨恨,以及試圖取代加害者的權力慾望。Volf認為,耶穌所帶來的革命性的訊息是,耶穌除了為受害者提供盼望,也要求這些受害者放下心中的仇恨。

其次是赦免。毫無疑問地,受害者常不願意這麼做,因為人們「冷酷的正義感」常告訴他們:加害者不值得赦免,赦免就是不正義。因此,人們往往希望採取報復手段來處理加害者。然而,Volf卻提醒,報復會奴役人,而赦免卻是唯一使人們脫離奴役困境的方式。他說:「壓迫的不正義必需以赦免的創造性『不正義』來加以對抗。」(註1)

第三是為他人預留空間。首先,耶穌教導我們要愛仇敵,這就是要我們在心中為那些和我們有衝突的人預留空間。其次,基督徒透過領受聖餐,同時擁抱了上帝透過自己的受難而救贖的所有人類。

第四,記憶(memory)的療癒。儘管Volf承認「記憶」(remembering)在追求和解的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他也認為,最終仍需有一個「遺忘」(forgetting)的過程。對於受害者的記憶有助於避免未來再經歷相同的壓迫;對於加害者的記憶,則能在過去的土地當中種下通往未來的希望種子。然而,只有在最後願意遺忘的人,才能夠正確地記得。

從排斥到擁抱:台灣脈絡

Miroslav Volf在神學上主張的「從排斥到擁抱」的步驟,確實對於許多轉型社會的思考有所助益。至於對台灣的脈絡可以有何啟發呢?

二戰後的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在戒嚴體制下對人民所採取的壓制手段(尤其是白色恐怖),至今仍然沒有明確的加害者。隨著時間流逝,許多加害者集團成員和受害者可能早已不在人世。然而,確認歷史真相,並且明確界定加害者集團成員,仍然是當前政府的首要任務。完成了這一步,才可能進入Volf的「從排斥到擁抱」的幾個追求和解的階段。

台灣的民眾只要談到政治問題,就常說問題癥結點在「藍綠惡鬥」。其實平心而論,政黨認同的差異,原本是民主國家的常態。台灣政治兩極分化的真正癥結在於,長期以來未曾妥善處理的威權遺緒:加害者集團的繼承者未曾深切反省威權時期政權的不人道作為,曾以受害者代言人自居的政治勢力又時常以訴求怨恨來作為謀求政治資本的工具。

加害者集團的繼承者既然繼承了政治遺產,那麼其對於原集團的責任必然是不可分割的。這個加害者集團,既是中華民國政府,也是曾經以黨國體制進行統治行為的國民黨。在戰後兩岸對峙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追求國家統一總是政權用來壓迫人權的最好藉口。這樣的集團當然應該反省與懺悔:為曾經身為壓迫者結構的主導者懺悔。

至於受害者的代言人,不可否認地,是民主化以前長期以最大在野勢力自居的民進黨。儘管該政黨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不乏對於人權價值的宣揚。然而,與民主人權交織在一起的訴求,卻又是另一面民族主義的大旗。這面大旗,隱藏在民主人權的訴求下,若隱若現;這面大旗,也伴隨著被統治者或一大部分本省籍人士對於統治結構的怨恨而存在。因此,在台灣的選舉政治中,對於壓迫者結構的怨恨就成為受害者代言人取得政治資本的重要工具。這樣的代言人當然應該反省與懺悔:為自己必需依賴怨恨作為一種取得政治權力的工具而懺悔。

至於第二到第四階段的工作,不會是政黨或政治人物的工作,而是宗教的任務。基督教信仰在此處,必定能將自己的教義為社會的集體記憶帶來轉變的功效。

論赦免,基督教會界可以試圖扭轉台灣社會較為普遍的基於「報應論」的「報復性正義」(restitutive justice),以耶穌基督對信徒訴求的「赦免他人七十個七次」,為社會創造基於「赦免論」的「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

論在一個人心中為他人預留空間,這肯定是透過繼續實踐關懷弱勢者(弱勢婦女、兒童、原住民、病人、窮人等)的各種行動,甚至是對於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友善對話和合作,展現基督教會對於台灣社會的擁抱。以最近的同婚議題而言,基督徒當然可以關心並參與政治,但若要討論公共議題,請先釐清事實、區別教義和法律的差別,並且務必以理性和冷靜的態度與不同觀點的人對話。切勿自我中心,而要預留空間給不同立場的人,為社會塑造在衝突當中仍能和解的機會。

論記憶的療癒。要一個人或一個社會去遺忘在過去時光的一段傷痛,前提是要這個人或社會對未來有一個盼望。基督教信仰正好有機會提供台灣社會及個人這樣的盼望。社會的現況可能是不平等的,貧窮與疾病依舊存在,然而,人們確信,透過更多的利他情懷,這些狀況必定能逐漸改善。經濟發展可能停滯、法律和政治制度可能不足,然而,人們心中卻能常保一種來自上帝所賜的平安。

施洗台灣

1872年,當加拿大宣教士馬偕的船駛入淡水河口時,他在日記中記載道:「我舉目向北向南看,然後向內陸遙望青翠的山嶺,心靈非常滿足,心神安寧且清靜,我知道此地就是我的住所。有一種平靜,明晰的聲音對我說:『此地就是了』(This is the land)」在19世紀,許多西方宣教士前仆後繼地來到台灣,他們也像馬偕一樣,認定這塊土地就是他日後的居所,並要將上帝的福音傳到這塊土地上。這些令人感佩的宣教士,開啟了「施洗台灣」的第一步。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00多年後的今天,台灣社會已經歷了許多劇烈的變遷,現代化的歷程讓台灣得以立足於世界。然而,正如同所有曾經歷過威權統治的「後衝突社會」一樣,這個號稱「多元包容」的民主台灣,卻仍被許多新議題的海浪拍打著,且往往不知該如何回應。進步的社會往往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光鮮亮麗,衝突和裂痕仍然在。

所以,作為已經扎根在這塊土地許久的各個基督教會,是用什麼樣的眼光在看待自己與這塊土地的關係呢?當教會近年來不斷強調要「轉化」台灣社會的時候,到底是要轉化什麼呢?讓更多的人走進教會信仰上帝固然很重要,但或許眾教會不應只注重量的提升,而可以更多地思考自己的社會使命。教會可以自我定位的使命實在太多了,除了持續致力於以往關注的「社會公益」之外,也可以更多注重「社會公義」,也就是關於一些攸關社會弱勢族群結構的立法。

更重要的就是,在台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無論是過去或者是現在,都產生了許多的裂痕。教會應該積極扮演社會溝通的橋樑,而非阻擋社會對話的圍牆。我在此膽敢一言,必將引來眾多罵聲,但仍要說:教會界近日對於同婚法案的積極表態,可以休矣!原因在於這場公共討論的爭議中,當許多極端言論和宣傳訊息紛紛出籠之際,教會領袖不僅沒有基於信仰原則遏止不當謠言,反而直接或間接成為謠言的傳播者。許多參與這次議題的信徒,無論是哪一方觀點,往往都是資訊不對稱下的受害者,確實是情有可原。然而,那些違背信仰良心,同時又不以基本公民知識作為討論基礎的宗教領袖,尤其是少數極端團體藉機煽動極端和仇恨言論,實在是責無旁貸!

台灣的基督教會如果要自詡為現代台灣社會的先知,所要教育信徒的,不只是基督教福音本身,更需要裝備的,可能還包括公民社會的基本知識和價值,以及與社會不同價值的團體進行對話的能力。這是教會可以為作為台灣社會轉型的和平使者的重要前提。

基督教會要「施洗台灣」!「施洗台灣」是將台灣的民眾帶往與創造者和解的途徑。「施洗台灣」是將台灣社會內部的不同組成份子帶往彼此理解並和解的途徑。

南非是一個可參考的例子。在南非在邁向黑白種族和解過程中,「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採取的種種措施,形同對整個社會進行了一場「淚水中的施洗」。1995年,南非聖公會的屠圖主教在真和會第一次會議的演說當中,提到了這個社會集體治療的重要性:「我們打算成為治療我們國家、我們人民、我們所有人的過程中的一部份,因為每個南非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傷害。我們是受傷的人民是因為過去的衝突,無論我們站在什麼立場。我們都需要治療。」

基督教會要「施洗台灣」!「施洗台灣」的基礎,不在於以教會為中心來將整個社會視為異己,因為這是自以為義。相反地,「施洗台灣」,是在和社會努力的對話,了解這塊土地上人民對於過去的集體記憶、當前的社會各種觀點,以及所有人民對於未來價值的共同想望之後,邀請人民一起經歷的一場集體救贖。

註1.Miroslav Volf. 1996. Exclusion &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p. 119-125.

(封面相片來源:tsaiid / CC BY-NC-SA;馬偕上岸渡口處藝術銅像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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