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蔣化」無關黨派，關乎人性尊嚴：先知阿摩司的提醒

蔣介石的功過爭議

剛紀念完二二八事件70週年，文化部長鄭麗君宣布今年起每年二二八紀念日關閉中正紀念堂一天，同時宣布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去蔣化」的問題再度成為許多人爭議的焦點：贊成者認為蔣介石作為威權時期的獨裁統治者，有許多不人道的作為，理應在民主化後去除對其圖騰的崇拜；反對者則主張應該對蔣的歷史功過併陳，同時主張，去蔣化會傷害部分人對蔣的歷史感情。

在現代民主社會，每個人基於自己政治意識形態的光譜而相信不同的政治價值及支持不同的政黨，這是必須完全尊重的。然而，在不同的政治主張之間，難道沒有屬於人們共同的價值基礎嗎？當然有，「人道」（humanity）就是所有人應該承認的基本價值。人道最簡要的定義就是，尊重所有人類所享有的基本尊嚴，凡是違反此精神的行為，都不可被接受。

蔣介石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確有其功勞，如同那些擁護他的人所宣稱的，他北伐統一中國、率領中國打贏對日戰爭，到台灣後，避免台灣被中共佔領，其任內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等。然而，同樣不可否認地，作為一名獨裁領袖，其統治手段也時常缺乏人道，如在1927到1928年國民黨清黨過程中對於共產黨員的屠殺、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以及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等。這些事件中，主要都肇因於最高統治者濫用國家權力，使許多無辜者犧牲性命。看起來，功過之間確實各有千秋。

危害人類罪

歷史從來不是加減乘除，也不是用量化的方式把受統治者造福的人群扣除無辜受害的人群總數如此簡單的公式。

「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概念在二戰後的國際法原則「紐倫堡原則」中首次出現，那些「對平民進行謀殺、滅絕、奴役及其他不人道作為，或基於政治、種族或宗教的理由進行的迫害」的人都在此罪的定義之內。希特勒及其統治集團的成員，在紐倫堡大審判當中，首次適用此罪名。

在近代國際秩序形成以來，各個強權國家基於種族、宗教或政治等理由而發動的戰爭，為人類社會帶來難以計算的死傷，死傷者都是無辜的平民百姓。二戰後，國際社會為了避免這種悲劇再次上演，試圖尋找符合人道主義的普世法則。「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這類刑事罪名就是為此而設。

如果按照這個「危害人類罪」的標準，除了希特勒之外，20世紀的許多獨裁領袖，包括曾對「人民公敵」進行大清洗的前蘇共領袖史達林、造成大飢荒與文革十年浩劫的毛澤東、前利比亞領袖格達費等，都符合這個罪名的標準，是任何人都應該警惕的。

阿摩司預言中的古代版「危害人類罪」

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即使從舊約的啟示中，也可以看出祂對人類社會的眷顧，超越不同的種族和國家。在先知阿摩司的預言當中，「危害人類罪」觀念的古代起源極其明顯。

在〈阿摩司書〉1章～2章3節之間，講述的就是先知阿摩司指控當時尤太民族之外的周邊民族犯下的罪刑，以及上帝將降下懲罰的預言。先知阿摩司所在的時間是西元前八世紀，當時希伯來民族分別有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

作為一個小村落出生的牧羊人阿摩司，警告的預言居然是先對外族發出的，這些周邊民族及其所犯下的罪名分別是：敘利亞人「用殘酷的刑罰虐待基列人」；非利士人「俘虜了鄰國的人民，賣給以東人作奴隸」；泰爾（腓尼基）人「不遵守跟友邦簽訂的條約，反而把鄰國的人民放逐到以東作奴隸」、以東人「不仁不義，用刀劍迫害他們的親族以色列人」、亞捫人「剖開基列地孕婦的肚子」、摩押人「把以東國王的屍骨燒成灰燼」。這些外族人的共同特色是：「違反人道」。

為了清楚對比，我們來看看阿摩司對猶大和以色列兩個王國的警告（2章4～16節），仔細對比，就可以看出更清楚的不同。兩者罪名分別是：猶大人「棄絕我的法律，不遵守我的誡命」；以色列人「貪圖錢財，販賣老實人，把無法還債的窮人以一雙涼鞋的價錢賣給人作奴隸」，「踐踏貧民，推開路上的窮人」，「在上帝的殿宇裏，拿剝削窮人的錢買酒喝」等等。

從阿摩司對「外族」以及對「與上帝立約的民族」所發出的預言來看，明顯的對比是：「外族」會受到上帝懲罰，都是因為其作為「違反人道」，只要是作為一個人都不應該如此被對待，因此，上帝的震怒及懲罰會臨到這些外族身上。

相對於此，即使是面對「與上帝立約的民族」猶大和以色列，阿摩司的預言除了強調違背「與上帝之約」的重要性，同時更強調「約的精神」：儘管摩西律法有規定可以買賣奴隸，但強調必須善待他們，但以色列人卻是為了金錢利益而賣奴。同樣是強調上帝對受造人類所展現的人道主義。

先知阿摩司在舊約當中所呈現的上帝形象不僅是「公義的」，更重要的是基於「人道」的「普世精神」。那些違反人道精神的人（尤其是握有政治權力的統治者），都必將遭到上帝的懲罰。當然，在古代，這懲罰是透過天然災害或其他異族之手，在當代，則是透過國際法體系來落實。

阿摩司的普世精神，在基督教世界主導歐洲文明的傳統中，結合了西方文明中的不同元素，成了「自然法」（natural law）傳統。當代國際人權法的許多基本價值，就承接了自然法傳統的重要精神。

結論

如果我們真要用功過互抵的標準來看待蔣介石的話，那麼納粹領袖希特勒對德國的功勞可能比蔣介石更大，他帶領一戰後經濟低迷的德國經濟極為迅速地攀升、挽救即將破產的德國、大幅降低德國失業率，同時也給近代德國打下了工業發展的重要基礎。

然而，如果我們去詢問德國人，希特勒給近代德國奠下了這麼重要的基礎，為何不給他一個功過平衡的歷史評價，而要執著於他犯下的罪行呢？相信「幾乎所有」的德國人（少數新納粹除外）都會認為我們這樣的問題非常愚蠢而不屑於回答。為何如此？只因希特勒犯下了人之所以為人都不能容許的罪行，違反了人性。

先知阿摩司的警告，其聲響居然迴盪了將近3000年，在21世紀逐漸受到主流人類社群的普遍肯定，並形成國際法的規範。阿摩司眼中的上帝，並不僅僅是特定族群的上帝，而是全人類的上帝。上帝的公義即於全人類，那些以國家、種族或宗教的名義對其他人（不管他是什麼信仰）進行慘無人道對待的，就是冒犯了上帝。早在創世之初，上帝就對全人類訂下了一條誡命：「凡流人血的，別人也要流他的血，因為我─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創世記9章6節）這誡命，不是希伯來人民的誡命，而是屬於全人類的。

如此說來，去蔣化的問題是一場關乎黨派的政治鬥爭嗎？絕對不是，是關乎人性基本尊嚴的善惡之爭。

當然，「去蔣化」背後的「人道主義精神」只是台灣成為人權國家的起點而已。台灣社會仍有諸多極度違反人道的問題。例如：台灣遠洋漁業對於外籍移工的不人道對待，時有所聞；近日也有高雄某知名老牌食品工廠被爆出軟禁外籍移工。此等事件都證明了，台灣離人權立國仍有一段距離。先知阿摩司若活在當代台灣，必將再度發出警告之聲。

（封面相片來源：Wiki / CC BY-SA；慈湖紀念雕塑公園內安置了大量台灣各地因去蔣化而移放的蔣公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