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屠夫、神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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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世界各地都有人想起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震驚世界的事件。算起來,當年未出生的胎兒,如今也已年近30了。30年後的今天,我們如何記憶這場屠殺?我們如何面對屠殺?

這個問題值得重新思考,因為新一代的人已經是在不同的處境下思考。當年在世界各地,包括台灣與香港,透過電視機認識事件的人,如今已經和新一代一起,置身網路世界。換言之,只要我們願意,每天都可以看見六四,就像看任何其他事件或戲劇一樣。網路取消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也同時取消了接受資訊的我們與世界的時空關係:除非你能成為網路上的行動者,而非只是訊息的被動接收者。

而隨著網路時代一起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地位的轉變。過去30年來,伴隨著反抗記憶的消逝的,是經濟增長的吸引。而在幾次全球性金融風暴過後,經濟已經成了精神,成了我們的靈魂。於是,與其不斷追憶或探究早已過去的屠殺,不如抓緊眼前實在的機會。市場決定了記憶,也就決定了道德。幹嘛跟錢過不去?這話背後的意思是:要你賣,總給得出一個價的。

這就是俄羅斯象徵主義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y Merezhkovsky,1865~1941)在《未來的小人》一書當中所說的:「不是中國在走向歐洲,而是歐洲在走向中國……戰爭會結束於和平,這將是『全世界的和平』,最後的寧靜與天上的平靜、天朝、從東方到西方全境的中庸王國、最終的結晶化、全人類的蜂房與蟻窩……甚至不是庸俗,而是卑賤,因為極限到滿出來的庸俗就是卑賤。」

當一切都有價錢,一切就都沒有價值──相對的價值以絕對的價值為基礎,不賣才決定了什麼可賣──當屠殺的記憶可以買斷,屠殺就被抹消了。問題是,這是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價值幾何?

我們的信仰無法繞過這個問題。在《沉默》當中,日本執政官開的價是信徒的命,這和初代教會面對的處境在某個程度上十分類似。而今,要你沉默,不再需要迫害,只需要買下迫害的記憶即可。在這點上,基督徒的回答當然是:不賣。

然而,如果說不出口,那不賣與賣的差別在哪?如果僅記著受難,卻不能以紀念受難與復活為名聚集,教會究竟如何存在?記得大屠殺不等於紀念大屠殺,然而誰也不能譴責在屠夫家裡記得大屠殺的人不紀念大屠殺──誰沒有罪的就丟第一塊石頭吧──那記得的人怎麼辦?

基督教面對過這個問題。在16世紀,宗教改革方興之時,有個18歲的法國年輕人拉‧波埃西,眼見新教徒受迫害,含沙射影地寫了一篇《論自願為奴》,在其中,他以上帝之名論稱「上帝給我們每人的才分有多有少,是為了讓強者為弱者付出,讓弱者接受強者的贈與」──這當然對市場會造成傷害,因此如今這種說法肯定沒有市場──但他這麼說,是為了提出一個問題:所以如果「兄弟相愛」可以自足,我們為什麼要任由掌權者予取予求?我們只要不理他就好啦!拉‧波埃西的主張,成了歐洲進入現代以來第一個訴求非暴力抗爭的聲音。

然而,非暴力抗爭還是抗爭,無聲的紀念還是紀念,在屠夫家裡誰敢紀念?當年的大屠殺,殺的不正是非暴力抗爭的參與者嗎?

在拉‧波埃西寫就《論自願為奴》後將近400年,另一個法國思想家西蒙‧韋伊重新考慮了拉‧波埃西的主張,並得出更貼近信仰核心的觀點:「死亡肆虐時,服從的神蹟就在我們眼前爆射光芒」,但「基督教給人的激勵,不在於對財富與權勢的渴望,而在於人本身是有價值的」,這價值當然是因為基督教宣稱神造世人,神子為人贖罪。

就這樣,韋伊將反抗的問題,透過對人性尊嚴的神學解說,連結到記憶屠殺的問題上,而這樣的連結,正是對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擔憂的「未來的小人」的回答:當眾人都忘記之時,基督徒不能忘記,因為在一切都顯得相對、當屠殺記憶也可以買賣的塵世,我們的神是絕對,是交易的界線,是受難者最終的安慰,也是我們僅存的盼望。

(封面相片來源:cattias.photos /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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