閾限、靈性與社會運動:雨傘運動個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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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閾限、靈性與社會運動:雨傘運動個案(上)》

後閾限的社會運動

雨傘運動的結束意味著社會進入後閾限,但後閾限不會回到前閾限,因為抗議者的閾限經驗是實存的,並他們的經驗或多或少已影響社會了。換句話說,社會在雨傘運動已改變了。問題在於社會制度和管治方法和文化是否配合這改變,還是仍用舊瓶載新酒。就著閾限經驗在後雨傘運動的表現,我們有以下觀察,

第一,以本土意識為主的自我身份起了基本轉化。本土意識是一個從被主體到主體的過程。明顯地,雨傘運動改變了本土意識討論,即以一個身份政治形態出現,並以對抗中國人身份建構香港人。現實是,這情緒政治有傾向沙文主義、民粹主義和政治自我主義,而失去包容性。

第二,繼雨傘運動後,另一較觸目社會事件是2015年農曆新年年初一晚上發生的「魚蛋衝突」。這是香港社會累積了很多的不滿和矛盾的結果,也是對雨傘運動無功而還的不滿。在後閾限,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抗議仍繼續發生,不但因為政府仍選擇排斥異者,更因為後閾限建立的正常性是要回復管治者權力。

第三,在部份抗議者中,瀰漫一股悲觀主義、懷疑主義、犬儒主義及其相關情緒。這些情緒是因他們對社會失去信心,感到無力改變現狀,甚至認為這種努力是毫無意義的。這可以從雨傘運動結束後,參與遊行(除了2017年8月20日聲援政治犯遊行外)人數下趺和申請良民證數字上升反映出來。

第四,雨傘運動後有十多個專業團體(如法政匯思、杏林覺醒等)相繼成立,並以聯合行動爭取民主公義。此外,許多雨傘運動後組織更扎根社區,將民主教育與民生服務結合,推動社區約章運動

被推入雨傘運動閾限的政府如何在後閾限的社會部署?林鄭月娥政府承認社會撕裂的事實,但她是否會以促進社會和解為主要治港方向?或許,問題不在於她是否願意,更在於北京態度。自雨傘運動後,中國政府不但對香港越來越多干預,更要求香港配合中國發展。例如,立法會議員宣誓及中國政府就《基本法》釋法一事、律政司對法庭參與社會運動人士判決不滿而提出上訴、不介意破壞一國兩制的高鐵一地兩檢之安排、銅鑼灣書店事件、有關港獨的言論等。

在後閾限,政府已將抗議者打成為危險人物,危害社會。在普選已遙遙無期下,很多抗議者感慨地說,「香港已進入黑暗時代」、「我們正在打一場打不贏的戰爭,該怎麼打呢」、「為香港默哀」。然而,這些感慨背後隱藏著他們對雨傘運動閾限經驗的憧憬。我們如何在後閾限,仍保持,甚至深化從閾限經驗產生的社會想像?

靈性黑夜與閾限

當以成功和失敗描述雨傘運動時,這不但將雨傘運動化約,更被成功和失敗製造出來的「如何做」決定對後雨傘運動的態度和考慮。本文嘗試以閾限描述雨傘運動經驗,跟隨問題是:後閾限是一種甚麼經驗?除了以上所描述的四種在後閾限的回應外,我嘗試從基督宗教靈修傳統的靈性黑夜描述後閾限經驗。

簡單來說,靈性黑夜是對人在上主似在非在的狀態下,產生疑惑、無奈、無助、無力、不安,甚至感覺被遺棄的實存感受。在基督宗教靈修傳統,靈性黑夜不是罪惡,也不是由罪惡產生,而是成長之旅。相對於其他靈性導師,約翰十架(1542~1591)對靈性黑夜有較細緻描述。

他將黑夜分為兩類。第一類黑夜經驗是感觀的,它牽涉從倚賴感觀而來的喜悅轉向靈性喜悅。他舉例說,靈修者不再滿足由禱告和默想帶來的喜悅,反而覺得在其中的靈性乾枯,但這乾枯的靈性經驗卻同時深化靈修者對上主的渴望,並嚮往與上主相處的寧靜。這靈性經驗讓靈修者對其內在變化更敏銳。例如,他變得更和平,謙卑和自我認識,而外在表現是對德性的踐行和對周遭人更有愛。

第二種黑夜經驗是靈性的。靈修者經驗到失去靈性滿足,甚至有時經驗到意義和方向的迷失,與上主疏離。這不是因罪的緣故,而是一種陷於深淵的實存狀態。這種空虛感受可以是很長時間。約翰十架認為這黑夜經驗是上主一種很親密的做事方法,因著讓我們得以聖化而產生出來的痛苦。這是一種注入默想的經驗。在靈性黑夜,我們對上主的認識和愛,不再是因為上主為我們做了甚麼,而是因為祂是上主。我們不需要以佔有來對上主的渴望,而是自由。這靈性黑夜預備靈修者與上主聯合,並這經驗越來越變得普通和持久。

相對於第一種黑夜,第二種靈性黑夜經驗是不容易理解,因為它的經驗是相對地負面。但當正面經驗成為主導時,我們被教導需要從靈性黑夜盡快跑出來,甚至對疑惑、無奈、無助、無力和不安的實存感受持負面或否認態度,但我們卻因此失去一個可能成長的機會。

靈性黑夜是經驗性的,但其神學基礎是十架神學。按馬丁路德理解,十架神學的重點不是救贖論,而是信仰的指南針。第一,當我們認為上主不會被殺、不會被打敗和不會被凌辱時,但上主卻被釘在十字架上。十架神學要求我們改變對上主的看法,並要接受苦難和黑夜對上主認識的重要。第二,當理性,甚至實用主義主導我們的生活時,我們也不自覺以這角度理解上主。所以,當公義沒有彰顯時,我們就宣告上主不在了;當惡人還未被審判時,我們就宣告上主死了。十架神學拒絕將上主滿足理性。上主在十架的苦難和死亡中自我啟示,而不是在成功中。任何嘗試在十架以外認識上主若不是壞鬼神學,就是一種對上主抽空的推理。

靈性黑夜不是基督宗教專有的,反而是人性的。心理學者榮格(Carl Jung)提出的「陰影」(shadow)就有靈性黑夜之意。陰影不是一個天生會使人痛苦的癌細胞;相反地,人必須要靠陰影來界定自我,它是一種冥冥之中的禮物。一種沒有「它」,就無法是「我」的機制。一個完整的人,必須要整合內心中陰影的部份,承認自己的懦弱、自私、嫉妒、縱慾、貪心、吝嗇等一切社會所不允許。否則,我們只會將所有自己不願承認的缺點,轉贈給無辜者。那麼,陰影不是要消除,也無法消除。它補足了人格的光明,但同樣,光明要平衡陰影。道教的一陰一陽謂之道就是一種對光明與陰影的理解。特茜(David Tacey)說,

個人或群體對光明越是努力追求,那要努力消除的「陰影」將更持續和更黑暗。

靈性黑夜是一種閾限或/和後閾限經驗。第一,若閾限是一種過度經驗,靈性黑夜就是一種不滿足狀態,從而進入黑夜,經歷與上主很親密感覺,並由這經驗帶來對他們生命的影響。第二,靈性經驗不必全然令靈修者歡悅和興奮,反而可以是痛苦和不安。

然而,靈性黑夜提醒我們,歡悅和興奮不必然是靈性成長;同樣,痛苦和不安也不必然是靈性低潮。這豐富我們對閾限的理解。第三,黑夜經驗是過度,也可以成為常態,即成為後閾限經驗。常態不是指靈性黑夜成為制度一部份,而是一直伴隨靈修者在後閾限生活。若接受和明白靈性黑夜是一種閾限和後閾限經驗時,抗議者將更有空間在黑暗時代仍能保存信愛望,不需要被成功和失敗的實用主義控制。

靈性黑夜的踐行智慧

靈性黑夜是心靈狀況,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但它不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當經歷過閾限經驗的抗議者在後社會運動只從實用主義或現實主義出發時,他們已從真誠生活回到現實政治了。反而在接受靈性黑夜時,我們慢慢學習與黑夜所反映出生活的諷刺共存。共存不是因為沒有取勝的把握,也不是因為拒絕接受打敗,而是因為接受生活的諷刺是真實。

當取勝和打敗不再是生命的核心時,我們反而更有自由在勝與敗中遊走,不被敗打敗,也不被勝佔據。共存沒有淡化自己是受害者,但拒絕被受害者化。在靈性黑夜,黑暗沒有完全佔據受害者或被打敗者,因為他們的自由使他們可以面對自己的黑夜,甚至有轉化黑暗的可能。

拒絕靈性黑夜使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越來越缺乏共存德性。相反,靈性黑夜培養出來的共存德性使我們不會以消滅他者為目的,反而給他者應有的尊重和保護,改變了社會關係。

靈性黑夜超乎我們既定的邏輯,甚至想像,以致疑惑、無奈、無助、無力、不安等是當事人的經歷。靈性黑夜帶或迫使我們跳出既定的生活與靈性習性,以一份冒險心靈接觸靈性黑夜。然而,目的不是尋找解決靈性黑夜代表的生活諷刺,而是透過認識和面對自己內心的黑夜,從而找回初心。從沒有想像過靈性黑夜,為生命提供一個洗滌機會。

這絕對不是合理化任何苦難和不公義,而是受害者不需陷入受害化。我們沒有需要將靈性黑夜加在因爭取社會公義而被囚者身上,因為每一個人有其自己成長之路。數天前,我有機會跟不同時代參與社會運動者交談。他們分別說出初心的重要。我相信這也是因爭取社會公義而被囚的人對靈性黑夜可能會有的經歷。

除了共存和初心外,我個人認為耐性和幽默尤其重要。沒有耐性,人就無法在靈性黑夜中與由自己或外在引致的黑夜共存。幽默的重要在於在不安處境下,仍可以使人(包括自己)感到好笑。幽默不僅可以使當事人從尷尬中解脫,化煩惱為歡暢,變痛苦為愉快,回歸理智。

說回來,靈性黑夜提醒我們要對抗的不是光明與黑暗之別,而是真正活著與虛假活著之別。真正活著包括對自己的陰影認識和承認,與它共存,不轉給無辜者。

總結

在閾限視野下,社會運動者必經歷某種閾限經驗,而這經驗本身是有靈性向度。其影響的深切性在於該次社會運動的緊迫性。所以,本文選擇用雨傘運動為例子。然而,後閾限的社會沒有必然吸納社會運動的閾限經驗,反而被視為危害社會。當下香港政府對雨傘運動的回應就是一例。在這背景下,本文引用基督宗教的靈性黑夜傳統詮釋後閾限的香港社會,從而思考抗議者如何在後閾限自處,不忘初心,並以幽默和耐性跟靈性黑夜的疑惑、無奈、無助、無力、不安等共存。

我們要對抗的不是光明與黑暗之別,而是真正活著與虛假活著之別。

(封面相片來源:Studio Incendo / C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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