阈限、灵性与社会运动：雨伞运动个案（下）

※上接《阈限、灵性与社会运动：雨伞运动个案（上）》

后阈限的社会运动

雨伞运动的结束意味着社会进入后阈限，但后阈限不会回到前阈限，因为抗议者的阈限经验是实存的，并他们的经验或多或少已影响社会了。换句话说，社会在雨伞运动已改变了。问题在于社会制度和管治方法和文化是否配合这改变，还是仍用旧瓶载新酒。就著阈限经验在后雨伞运动的表现，我们有以下观察，

第一，以本土意识为主的自我身份起了基本转化。本土意识是一个从被主体到主体的过程。明显地，雨伞运动改变了本土意识讨论，即以一个身份政治形态出现，并以对抗中国人身份建构香港人。现实是，这情绪政治有倾向沙文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自我主义，而失去包容性。

第二，继雨伞运动后，另一较触目社会事件是2015年农历新年年初一晚上发生的「鱼蛋冲突」。这是香港社会累积了很多的不满和矛盾的结果，也是对雨伞运动无功而还的不满。在后阈限，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抗议仍继续发生，不但因为政府仍选择排斥异者，更因为后阈限建立的正常性是要回复管治者权力。

第三，在部份抗议者中，弥漫一股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犬儒主义及其相关情绪。这些情绪是因他们对社会失去信心，感到无力改变现状，甚至认为这种努力是毫无意义的。这可以从雨伞运动结束后，参与游行（除了2017年8月20日声援政治犯游行外）人数下趺和申请良民证数字上升反映出来。

第四，雨伞运动后有十多个专业团体（如法政汇思、杏林觉醒等）相继成立，并以联合行动争取民主公义。此外，许多雨伞运动后组织更扎根社区，将民主教育与民生服务结合，推动社区约章运动。

被推入雨伞运动阈限的政府如何在后阈限的社会部署？林郑月娥政府承认社会撕裂的事实，但她是否会以促进社会和解为主要治港方向？或许，问题不在于她是否愿意，更在于北京态度。自雨伞运动后，中国政府不但对香港越来越多干预，更要求香港配合中国发展。例如，立法会议员宣誓及中国政府就《基本法》释法一事、律政司对法庭参与社会运动人士判决不满而提出上诉、不介意破坏一国两制的高铁一地两检之安排、铜锣湾书店事件、有关港独的言论等。

在后阈限，政府已将抗议者打成为危险人物，危害社会。在普选已遥遥无期下，很多抗议者感慨地说，「香港已进入黑暗时代」、「我们正在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该怎么打呢」、「为香港默哀」。然而，这些感慨背后隐藏着他们对雨伞运动阈限经验的憧憬。我们如何在后阈限，仍保持，甚至深化从阈限经验产生的社会想像？

灵性黑夜与阈限

当以成功和失败描述雨伞运动时，这不但将雨伞运动化约，更被成功和失败制造出来的「如何做」决定对后雨伞运动的态度和考虑。本文尝试以阈限描述雨伞运动经验，跟随问题是：后阈限是一种甚么经验？除了以上所描述的四种在后阈限的回应外，我尝试从基督宗教灵修传统的灵性黑夜描述后阈限经验。

简单来说，灵性黑夜是对人在上主似在非在的状态下，产生疑惑、无奈、无助、无力、不安，甚至感觉被遗弃的实存感受。在基督宗教灵修传统，灵性黑夜不是罪恶，也不是由罪恶产生，而是成长之旅。相对于其他灵性导师，约翰十架（1542～1591）对灵性黑夜有较细致描述。

他将黑夜分为两类。第一类黑夜经验是感观的，它牵涉从倚赖感观而来的喜悦转向灵性喜悦。他举例说，灵修者不再满足由祷告和默想带来的喜悦，反而觉得在其中的灵性干枯，但这干枯的灵性经验却同时深化灵修者对上主的渴望，并向往与上主相处的宁静。这灵性经验让灵修者对其内在变化更敏锐。例如，他变得更和平，谦卑和自我认识，而外在表现是对德性的践行和对周遭人更有爱。

第二种黑夜经验是灵性的。灵修者经验到失去灵性满足，甚至有时经验到意义和方向的迷失，与上主疏离。这不是因罪的缘故，而是一种陷于深渊的实存状态。这种空虚感受可以是很长时间。约翰十架认为这黑夜经验是上主一种很亲密的做事方法，因着让我们得以圣化而产生出来的痛苦。这是一种注入默想的经验。在灵性黑夜，我们对上主的认识和爱，不再是因为上主为我们做了甚么，而是因为祂是上主。我们不需要以占有来对上主的渴望，而是自由。这灵性黑夜预备灵修者与上主联合，并这经验越来越变得普通和持久。

相对于第一种黑夜，第二种灵性黑夜经验是不容易理解，因为它的经验是相对地负面。但当正面经验成为主导时，我们被教导需要从灵性黑夜尽快跑出来，甚至对疑惑、无奈、无助、无力和不安的实存感受持负面或否认态度，但我们却因此失去一个可能成长的机会。

灵性黑夜是经验性的，但其神学基础是十架神学。按马丁路德理解，十架神学的重点不是救赎论，而是信仰的指南针。第一，当我们认为上主不会被杀、不会被打败和不会被凌辱时，但上主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十架神学要求我们改变对上主的看法，并要接受苦难和黑夜对上主认识的重要。第二，当理性，甚至实用主义主导我们的生活时，我们也不自觉以这角度理解上主。所以，当公义没有彰显时，我们就宣告上主不在了；当恶人还未被审判时，我们就宣告上主死了。十架神学拒绝将上主满足理性。上主在十架的苦难和死亡中自我启示，而不是在成功中。任何尝试在十架以外认识上主若不是坏鬼神学，就是一种对上主抽空的推理。

灵性黑夜不是基督宗教专有的，反而是人性的。心理学者荣格（Carl Jung）提出的「阴影」（shadow）就有灵性黑夜之意。阴影不是一个天生会使人痛苦的癌细胞；相反地，人必须要靠阴影来界定自我，它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礼物。一种没有「它」，就无法是「我」的机制。一个完整的人，必须要整合内心中阴影的部份，承认自己的懦弱、自私、嫉妒、纵欲、贪心、吝啬等一切社会所不允许。否则，我们只会将所有自己不愿承认的缺点，转赠给无辜者。那么，阴影不是要消除，也无法消除。它补足了人格的光明，但同样，光明要平衡阴影。道教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就是一种对光明与阴影的理解。特茜（David Tacey）说，

灵性黑夜是一种阈限或／和后阈限经验。第一，若阈限是一种过度经验，灵性黑夜就是一种不满足状态，从而进入黑夜，经历与上主很亲密感觉，并由这经验带来对他们生命的影响。第二，灵性经验不必全然令灵修者欢悦和兴奋，反而可以是痛苦和不安。

然而，灵性黑夜提醒我们，欢悦和兴奋不必然是灵性成长；同样，痛苦和不安也不必然是灵性低潮。这丰富我们对阈限的理解。第三，黑夜经验是过度，也可以成为常态，即成为后阈限经验。常态不是指灵性黑夜成为制度一部份，而是一直伴随灵修者在后阈限生活。若接受和明白灵性黑夜是一种阈限和后阈限经验时，抗议者将更有空间在黑暗时代仍能保存信爱望，不需要被成功和失败的实用主义控制。

灵性黑夜的践行智慧

灵性黑夜是心灵状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它不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当经历过阈限经验的抗议者在后社会运动只从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出发时，他们已从真诚生活回到现实政治了。反而在接受灵性黑夜时，我们慢慢学习与黑夜所反映出生活的讽刺共存。共存不是因为没有取胜的把握，也不是因为拒绝接受打败，而是因为接受生活的讽刺是真实。

当取胜和打败不再是生命的核心时，我们反而更有自由在胜与败中游走，不被败打败，也不被胜占据。共存没有淡化自己是受害者，但拒绝被受害者化。在灵性黑夜，黑暗没有完全占据受害者或被打败者，因为他们的自由使他们可以面对自己的黑夜，甚至有转化黑暗的可能。

拒绝灵性黑夜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越来越缺乏共存德性。相反，灵性黑夜培养出来的共存德性使我们不会以消灭他者为目的，反而给他者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改变了社会关系。

灵性黑夜超乎我们既定的逻辑，甚至想像，以致疑惑、无奈、无助、无力、不安等是当事人的经历。灵性黑夜带或迫使我们跳出既定的生活与灵性习性，以一份冒险心灵接触灵性黑夜。然而，目的不是寻找解决灵性黑夜代表的生活讽刺，而是透过认识和面对自己内心的黑夜，从而找回初心。从没有想像过灵性黑夜，为生命提供一个洗涤机会。

这绝对不是合理化任何苦难和不公义，而是受害者不需陷入受害化。我们没有需要将灵性黑夜加在因争取社会公义而被囚者身上，因为每一个人有其自己成长之路。数天前，我有机会跟不同时代参与社会运动者交谈。他们分别说出初心的重要。我相信这也是因争取社会公义而被囚的人对灵性黑夜可能会有的经历。

除了共存和初心外，我个人认为耐性和幽默尤其重要。没有耐性，人就无法在灵性黑夜中与由自己或外在引致的黑夜共存。幽默的重要在于在不安处境下，仍可以使人（包括自己）感到好笑。幽默不仅可以使当事人从尴尬中解脱，化烦恼为欢畅，变痛苦为愉快，回归理智。

说回来，灵性黑夜提醒我们要对抗的不是光明与黑暗之别，而是真正活着与虚假活着之别。真正活着包括对自己的阴影认识和承认，与它共存，不转给无辜者。

总结

在阈限视野下，社会运动者必经历某种阈限经验，而这经验本身是有灵性向度。其影响的深切性在于该次社会运动的紧迫性。所以，本文选择用雨伞运动为例子。然而，后阈限的社会没有必然吸纳社会运动的阈限经验，反而被视为危害社会。当下香港政府对雨伞运动的回应就是一例。在这背景下，本文引用基督宗教的灵性黑夜传统诠释后阈限的香港社会，从而思考抗议者如何在后阈限自处，不忘初心，并以幽默和耐性跟灵性黑夜的疑惑、无奈、无助、无力、不安等共存。

我们要对抗的不是光明与黑暗之别，而是真正活着与虚假活着之别。

（封面相片来源：Studio Incendo / CC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