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監獄為家的聖徒

劉賢斌《若為自由故:劉賢斌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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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追求政權的更替,但我們卻要致力於重建社會的公平正義,致力於憲政民主目標的實現,致力於中國社會的和平民主轉型。——劉賢斌《若為自由故》

1989年以來,中國在監獄中度過最長時間的人權活動人士和異議作家,當屬劉賢斌。1989年,劉賢斌是人民大學的一名學生,基於單純的愛國熱情,積極投身天安門學生運動。當時,大學生參與學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青春熱血和廣場效應使然。連如今惡毒咒罵民主的孔慶東,也一度是學運的風雲人物。可見,做一天的英雄易,做一輩子的英雄難。讓人肅然起敬的是,在「八九」民運遭到血腥鎮壓、大部分人噤若寒蟬之際,劉賢斌痴心不改,以雞蛋碰石頭的勇氣,撰文文章、印刷和散發傳單、揭露「六四」真相。這是一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孤獨求敗」式的選擇。

1992年,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將其判刑兩年半。出獄後,他繼續投身民主黨的組黨活動,於1999年再度被捕。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其13年徒刑。2008年,減刑出獄之後,仍積極參與民主活動,撰寫大量時政文章。2010年,他第三度被捕。次年,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其十年徒刑。劉賢斌坐過鄧小平的牢,坐過江澤民的牢,坐過胡錦濤的牢。可見,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人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獨裁者。劉賢斌三次入獄的刑期,加起來長達25年半之久,超過了中國現行法律中有期徒刑最長的20年的刑期。

在當代中國的民主人士中,劉賢斌兼有活動家和思想家的雙重身分,不僅坐而論道,而且起而行道。他既有以思想和寫作喚醒民眾的才華,又有以身殉道、把牢底坐穿的犧牲精神。2010年春節前後,我在四川成都與劉賢斌第一次見面。當時,是在一家優雅的書吧中,有一大幫朋友。大家都要了啤酒,一打一打地暢飲。只有我和劉賢斌要的是橙汁,我坐在他對面,我們隔着桌子低聲聊天。談話的內容,我記不清了,只記得他一直淺淺地微笑着,低聲談起監獄的情況,雲淡風輕,仿佛在說別人的故事。不久之後,他便第三度入獄。如今,他還在獄中,我卻身在異國,下次見面,不知將是什麼時候、什麼地點。

懷着對遠方的朋友的思念,我翻開《若為自由故:劉賢斌文選》一書。閱讀其中的文字時,瘦弱而溫和的劉賢斌的音容笑貌出現在眼前,真是文如其人。這本文集,讓我、也讓所有關心中國獄中作家的人,都更加深入地了解劉賢斌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劉賢斌的事跡需要普及,劉賢斌的思想也需要普及。中國有這樣一批反抗極權、舍生取義的仁人志士,也讓人們對中國的未來不至太過悲觀。

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

這本文集的第一卷、第三卷,收入劉賢斌多年來參與民主運動的回憶與記述。「八九」之後20多年,他在獄外的日子只有五、六年。其中,他只有很少時間在家中與妻子和女兒共享天倫之樂,大部分時間都馬不停蹄地「在路上」,走遍大江南北,觀察社會各階層的情狀,聯絡各地的民運朋友。這些文字,正是劉賢斌「貼近大地」的見聞與感想。

讀着劉賢斌的文字,讓我想起明末清初思想家和反清志士顧炎武的《日知錄》。明亡以後,昔日養尊處優的顧炎武走出書齋,周游四方,考察山川形勢,結納各地抗清義士。當時,滿清新王朝一手殘酷屠殺、一手重金招安,雙管齊下,所向披靡。士大夫階層或賣身投靠,或趨炎附勢,或明哲保身,一時間,昔日的戰友們紛紛「變臉」。顧炎武不改初衷,至死甘當「遺民」,他以填海的精衛自比:「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與顧炎武一樣,劉賢斌也是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人物。不過,顧炎武忠於的是儒家的道統和逝去的王朝,劉賢斌獻身的則是人權與自由事業。志同方能道合,劉賢斌用平實而充滿深情的筆墨,描畫了一幅與他風雨同行的民主黨人的「群英譜」。其中,胡明軍是一名富有的私營業主,卻熱心民主事業,無償資助民運人士,有點像清末民初的「革命商人」張靜江。後來,身邊的朋友一一被捕,他毅然到走向第一線,最終被判11年徒刑。

佘萬寶曾是廣元市農業銀行副行長,若留在體制內,定然腰纏萬貫。他卻走上追求人權、組黨抗爭的道路,被判12年徒刑。許萬平曾在重鋼共青團工作,如果循規蹈矩、見風使舵,也會步步高升,成為胡錦濤「團派」中的高官。但他執著於民主事業,被譽為「川渝地區的一名民運猛將」,坐牢多年而堅貞不屈。劉賢斌還描述了浙江、貴州、湖南、四川的民運人士的群像。

以出身而論,這些人中有很多都受過良好教育,曾是體制內的官員、公務員及商人,至少算是中產階級。他們反對共產黨,不是因為個人利益受損,而是他們追求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與共產黨的體制發生激烈沖突。劉賢斌也是如此,他從四川遂寧這個窮鄉僻壤,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本已獲得官場的「准入證」,卻反其道而行之,如他自己所說,「求仁得仁,無怨無悔」。

這些組建反對黨的人物,是這個時代「出軌的陌生人」。對內而言,他們在公共領域遭到完全屏蔽,即便被捕、被判刑的消息,在官方媒體上也不會有任何報道。更為遺憾的是,對外而言,他們出生隴畝,扎根基層,活躍於內陸偏遠省份,身上沒有太多戲劇性和明星氣,通常不為國際媒體所熟悉,連「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待遇都不能享受到。因此,即便是對中國民主化問題高度關切的我,對於其中某些人物的名字和事跡,也是在劉賢斌的文字中第一次知曉。可見,這些人被遮蓋得何等徹底,他們雖然生活在當代,卻早已被「活埋」。而實際上,中國每一分的進步,都離不開這群籍籍無名者以血肉之軀碰撞石牆的壯舉。

只要劉賢斌還在獄中,任何對胡溫歌功頌德的言論,都顯得矯情與虛妄;只要劉賢斌還在獄中,任何對共產黨「自改革」的期待都如同掩耳盜鈴般荒唐。劉賢斌的文章給讀者的啟示是:與其矚目於溫家寶等偽改革者的「虛情假意」,猜測他們何時才會啟動政改,不如將目光下沉、再下沉,關注並幫助如劉賢斌那樣卑微而偉大的先行者,以及他們處於困苦、逼迫和孤獨之中的家人。錦上添花,乃是多此一舉;雪中送炭,方是急公好義。

民間反對派該做什麼?

劉賢斌不是紙上談兵、夸夸其談的「策略家」,而是從常年的民運實踐中總結出諸多行之有效的觀點與方法。表明上看,雖然「卑之無甚高論」,沒有哈維爾、米奇尼克那樣的理論高度,卻貼近中國的社會現實,帶着魯迅所說的「血的蒸氣」,值得分享、傳播和進一步討論。

首先,劉賢斌指出:「長期以來,我主張公開、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方式,反對釆用密謀暴力這種傳統政治手段。我深深地知道,這種傳統政治手段只會導致專制歷史的循環,而不會帶來社會的真正進步。所以我們現在必須選擇一種全新的變革方式,不要謊言,不要密謀,不要暴力,不要血淋淋的革命。」這是他在多篇文章中反覆強調的核心觀點,也是他在法庭的自我辯護中再次重申的重要思想。為此,他與民營陣營中的某些人士展開過多次爭執與辯論。

20世紀以來,在中國若干歷史的轉折關頭,總是有許多人缺乏足夠的耐心,被憤怒和仇恨所左右,放棄「公開、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從兩千年的厚黑學和權謀朮中尋找靈丹妙藥,從列寧和希特勒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中汲取思想資源。最後,由充滿理想主義的革命者,變成「由奴隸到奴隸主」的「新階級」。毛澤東式的「痞子革命」便是如此。如民運前輩王若望所說,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海內外的民運人士也不例外。對此,劉賢斌毫不諱言。保持自我反省的維度和堅持非暴力的立場,是每個民主人士的「必修課」。

其次,劉賢斌在多篇文章中都強調,讓中國人成長為現代公民,讓中國社會成長為公民社會。他寫道:「在這場變革中,我們首先要走出謊言,打破恐懼,服從自己的良心,堅持不懈地追求和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利,像一個人或者像一個公民那樣去生活和戰斗。」

這正是劉賢斌的卓異之處。有人是抱着當總統的願望投入民主運動的,劉賢斌卻希望在民主運動中,將自己鍛造成合格的公民。至於在新的制度架搆中,能有什麼樣的位置,他並沒有考量和預設。有人是將打倒、推翻共產黨政權當作最高的、終極的目標,但劉賢斌認為,比政權更替更為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憲政民主的社會。他參與的民主黨,在未來也並不擁有「革命黨」的榮耀和特權,只是平等地參與政治、接受選舉檢驗的多黨之一。

第三,中國的民主化,單單靠對民眾的思想啟蒙和促使體制內開明派向前走,是不夠的;民間反對派的發展壯大,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民間反對派的發展壯大,需要有突破中共當局的底線、不惜身陷鐵窗的前行者。固然不能煽動別人去坐牢,但自願坐牢的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則是可行的。劉賢斌指出,街頭運動是民主運動的重要形式,組黨也是終結中共一黨獨裁的體制必須邁出的一大步。他在文章中寫道:「民間反對派的實力和智慧將決定這場變革的方向和結果。當大規模的街頭運動興起之後,民間反對派如果想保證民主運動的健康發展方向,避免民主運動受到當局的鎮壓,避免暴力革命的發生,確保社會的和平轉型順利進行,民間反對派就必須有足夠的力量引導和控制民眾,同時還必須有足夠的智慧與對手打交道,從而不斷贏得和鞏固民主變革的成果。」

對比東歐各國民主化的順暢與挫折,就可以看出有無成熟的民間反對派至關重要。比如,在捷克和波蘭,分別有以知識分子或工人為主體的民間反對派,故而舊政權比較容易找到一起開圓桌會議的對象,並將權力移交給對方;而羅馬尼亞在更加暴虐的齊奧塞斯庫的統治下,沒有產生成熟的民間反對派,故而經歷一系列流血沖突和混亂之後,獨裁者被槍決,掌權的卻依然是舊政權中的官僚,民主制度的建立困難重重。

劉賢斌走的是「中道」之路。那些主張暴力革命的人,會批評堅持非暴力的他過於溫和;而那些與體制過於粘連、不願為民主付出代價的人,又會批評他推動組黨和街頭運動過於激進。劉賢斌正是在種種非議中,堅定地走自己認定的道路。

「沒有敵人」并不意味着縱容罪惡

這本文集中,還收錄了劉賢斌的妻子陳明先和女兒陳橋寫的文章。陳明先寫道:「在夢裡,我見過賢斌回家的無數種方式。最初,總是我去探監劫獄,助他虎口脫險;後來,變成了賢斌笑瞇瞇地回來,挎着包,風塵僕僕的樣子;再後來,只能聽到他提前回家的消息,但總是見不到身影:我想我的夢由希望到絕望而最終陷入了渺茫之中。」

陳橋則寫道:「我雖然不覺得我爸爸做的事有多偉大,但至少都是正確的事,是一個有良心有責任感的人都應該做的事。我越了解我爸,我越覺得我爸冤枉,這樣的事本不該發生,這不是傷害了一個人,這是傷害了一家人,一群人,每個關愛我爸的人,每個有良知的人,每個不願意屈服的人!」盤據在邪惡體制頂端的中共領導人,倘若讀到這樣的文字,會掩面羞愧嗎?

2011年3月25日,劉賢斌被遂寧中院判處10年徒刑。在法庭的陳述中,劉賢斌指出:「儘管20年來我一直受到這個政權的迫害,但我並不仇視那些曾經迫害過我的人。」他的最後陳詞與劉曉波「沒有敵人」的宣告一樣擲地有聲,他說:「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而我劉賢斌又何嘗願意有一個私敵呢?不過我還是希望那些曾經助紂為虐的人不要再參與這種制度性作惡,希望你們不要再生活在謊言之中,能夠堅守自己做人的良心和道德底線,希望你們從此也能像一個人或者像一個公民那樣去生活。」

作為基督徒,信仰支撐着劉賢斌度過了黑獄中無數個漫漫長夜。可惜,他未能寫下更多關於個人信仰的文字,以激勵那些尋求真理的人們。作為基督徒,劉賢斌對加害者抱有愛和憐憫,正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仍然寬恕凶手。劉賢斌相信那些執行上級命令的司法人員,良心並未完全泯滅,他們的良心只是受到私心之壓抑。他對他們沒有仇恨、沒有憤怒。但是,我仍然要記錄下制造劉賢斌案件的司法人員的名字:遂寧檢察院的李虹志、賴紅軍;遂寧法院的徐昌輝、危曉、鄧剛。劉賢斌不將他們當作敵人,這是劉賢斌崇高的宗教情懷所致。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可以逃離正義的懲罰,甚至繼續作惡多端。

未來的中國實現民主化之後,對參與制造人權迫害案件的共產黨官員、警察和司法人員必須有一個追究和清算的過程。具體的運作方式,可以參照波蘭等國的做法。民主的波蘭通過了「清算前共黨同謀者法案增補條例」,此法案簡稱為「除垢法」(Lustration Law)。根據這項法案,波蘭國內大約70萬人必須向當局匯報是否曾經為共產黨政權的秘密警察提供過情報。任何拒絕合作或者隱瞞過去的人將不准擔任公職。

「除垢法」的增補條例包括兩項主要內容:一是包括議員、國家與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律師、學校領導、大學講師、記者、經濟界領導人士必須公開他們與前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關系。二是委托波蘭國家回憶研究所(IPN)將秘密檔案中記載的所有前波蘭秘密警察系統的工作人員、線人和受害人名單整理成冊,供今後的歷史研究與查證所用。波蘭國家回憶研究所負責管理前共產黨時代的秘密警察檔案,研究這些遺留檔案的真偽。推動此法案的波蘭民主派指出,通過這項新法的實施,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理,掃除一切左右波蘭社會的共黨因素,使國家和社會與前共產黨秘密警察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網透明化。

在未來的民主中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國家回憶研究所」、「共產主義大屠殺博物館」等機搆亦需要一一建立,製造劉賢斌案件的台前幕後的人物也會一一浮出水面並接受法律的制裁。胡錦濤、溫家寶、周永康等領導人不能以「不知情」來為自己開脫。另一方面,劉賢斌也應當像台灣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犯那樣獲得高額的國家賠償,儘管再多的賠償也不能追回他被剝奪的寶貴的青春,但這是社會實現轉型正義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祝願劉賢斌「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一家三口能早日團聚。

(封面相片來源:“我是劉賢斌”香港關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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