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介意做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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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最近為了與中國拉近關係,不惜拋棄原則承認中國非法與受懲戒的主教,並要求教廷合法任命的主教讓位給非法的。對此,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主教陳日君接連發表評論嚴詞批判,他在1月29日於自己的部落格《平安抵岸全靠祂》撰文質疑「和一個獨裁政權能有協議嗎?」並且坦言「我是不是中梵修和的最大阻礙?如果那協議是不好的,我絕不介意做成其最大的阻礙!」

陳樞機的質疑甚是。

天主教會自1990年代以來在許多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中扮演推動者的角色,也對當年和一些獨裁政權沆瀣一氣的行徑有所反省。然而在面對不斷拆毀教堂與十字架、以領導者的偶像崇拜(要求掛習近平肖像取代基督聖像)的中國時,確實有重蹈昔日對希特勒妥協覆轍的傾向。

1933年7月20日,納粹政權與羅馬天主教廷簽定「德意志國與梵蒂岡協定」,教廷同意將德國境內的政治團體和公會加以解散,以換取納粹政權對於教會的承諾:確保天主教教會在德國境內指派神職人員、掌握學校教育與進行天主教活動的權利。

根據梵蒂岡事後的解釋,天主教會認為簽定協定後,可以使他們在出問題時,依據協定來爭取對自己的保障。然而,此一協定卻對天主教會產生催眠作用,使天主教徒的良知被麻痺。德國境內的天主教徒,不乏對納粹黨的政策感到認同,而衷心支持納粹政權者。

由於蘇聯共黨執政後,於1920年代有系統地迫害天主教,殘殺天主教神職人員,許多天主教徒認同納粹政權對共產黨的掃蕩與鎮壓。天主教的一位名為布格(Bürger)的主教,便曾公開說:「帝國政府的目標,與天主教長久以來所追求者,是一致的。」1936年11月4日,慕尼黑大主教佛哈伯(Archbischop Faulhaber von München)與希特勒會晤,原意是要敦請後者遵守雙方協定的內容,在談話之後,卻公開說:「如果納粹黨人不能打敗共產黨人的話,這將意味著基督信仰與教會在歐洲的完結。」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看不清楚納粹政權的問題所在。早在希特勒在自傳《我的奮鬥》高唱種族中心主義思想時,便有德國主教對上述思想加以譴責,呼籲教徒不能加入納粹黨。1941年,明斯特大主教加仁(Archbishop Galen von Münster)挺身而出,斥責納粹政權對弱智與殘疾人士的安樂死計畫,成功地阻止了納粹政權對眾多弱勢者的殘害。然而除此之外,天主教會面對納粹政權各種暴行的反應,實是乏善可陳。

學者Ernst Christian Heimrich指出,梵蒂岡玩弄政治,是德國天主教會不能有效抵擋納粹暴行的原因。代表教廷與納粹政權簽定德梵協定的教廷國務卿佩西里樞機主教(Cardinal Eugenio Pacelli),於1939年繼任教皇,是為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他對於蘇聯入侵芬蘭嚴加斥責,對於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殺害4位主教和2000多名神父修女,卻一句話也不說。

當年與納粹德國簽定德梵條約,對德國入侵波蘭,殺害神職人員不置一詞的教皇庇護十二世,身後遭受到不少議論;天主教廷也必須很為難地面對他們當年不光彩的歷史。

如今,天主教廷顯然又要重蹈昔日覆轍,不惜犧牲原則也要拉攏迫害宗教、推動皇帝崇拜的中國獨裁政權。陳日君樞機力挽狂瀾,與希特勒統治下的明斯特大主教加仁如出一轍。也許難以撼動教廷的綏靖主義,但至少秉持了基督徒的良知。

基督徒是教會的一分子,是教會的肢體。我們有義務警戒教會不要堅持走上錯誤的道路:「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我何時指著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血)。倘若你警戒惡人,他仍不轉離罪惡,也不離開惡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再者,義人何時離義而犯罪,我將絆腳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沒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來所行的義不被記念;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血)。倘若你警戒義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脫離了罪。」

請勇敢地說:「如果那……是不好的,我絕不介意做成其最大的阻礙!」

Photo credit: Inmediahk / CC BY-NC;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主教陳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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