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何如流星掠過黑暗的夜空?

——讀《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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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與鹽》一書講述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十個人物的故事,他們是:中國留學生事業的先驅容閎、清華第一任校長和促使西方終止鴉片交易的外交官唐國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美的女醫生石美玉、基督教青年會《進步》期刊的主編范子美、基督教中華女子青年會的第一個中國人領袖丁淑靜、清華大學校長和西南聯合大學校長梅貽琦、中國現代婦產科醫學奠基人林巧稚、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校長韋卓民、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以及鄉村建設運動的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晏陽初。

這些人在1850年至1950年間,作為「教育、醫療、媒體、外交領域中的先驅」,以及「婦女運動、民事機搆和社會工作者的領導者」,在那一個世紀「艱難的環境中,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這十個「術業有專攻」的人物,有兩個共同點:一是都有留美的背景,二是都是基督徒。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這兩個特徵都是巨大的「政治不正確」。既然他們不是「革命者」,便理所當然地被以「革命」為中心的中國當代歷史敘事遺忘和遮蔽了。

「社會福音運動」之先驅

直到今天,「基督徒」這一身分仍然未能在當代中國的公共生活中獲得合法性,這也影響到了對歷史人物的認識和評價。即便人們了解其中某些公共性更強的人物的事跡,比如容閎、梅貽琦、晏陽初,但並不知道他們是基督徒,更不知道他們的事業奠基於信仰之上。後人往往會贊賞梅貽琦對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卓越貢獻,會感嘆晏陽初為鄉村建設運動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他們為什麼能夠實現中國古代士大夫只能「心向往之」的「知行合一」呢?僅僅靠自身的人品和修養就能達到此境界嗎?

《光與鹽》第一次將這些人物的信仰與生命的血肉聯系呈現在讀者面前:他們是一批有使命感的人,其使命感來自於上帝的呼召。他們在那一個世紀裡完成的事業,雖然未能延續到1949年之後,仍是一筆不可忽略之歷史財富,對今日亟需信仰重建與價值樹立的中國尤為寶貴,正如《光與鹽》的作者、美國學者李可柔女士在緒論中所論:「中國公眾對腐敗和社會功能紊亂感到擔憂,因為在中國從工業化向後工業化模式過渡的過程中,內在的規範和制度則顯得尤為重要。社會美德是支撐經濟發展和更新社會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這十個人當中,容閎、唐安國、丁淑靜、范子美等四人在20世紀上半葉便去世了。剩下的六個人,梅貽琦到了台灣,石美玉到了美國,晏陽初到了菲律賓和美國,林巧稚、吳貽芳、韋卓民則留在了中國大陸。離開者,他們在大陸的事業自然無法延續;而留下者,也沒有了1949年前寬松而富於活力的社會空間供他們施展才幹,此後歷次政治運動讓他們歷經磨難,甚至信仰亦不能保持始終。

個人的力量不足以與時代的走向及政權的變遷抗衡,但為什麼這十個人獻身的社會福音運動會如此無疾而終呢?「社會」與「福音」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以福音救國,以基督教救國是自「五四運動」以降許多中國基督徒,特別是基督徒知識分子之口號。然而,福音為什麼未能救國?福音為什麼無法抵擋共產主義的驚濤拍岸?是福音的問題,還是基督徒自己的問題?

陳佐人牧師在《歸正神學之三大導向︰歷史、福音與文化──懷念趙天恩博士》一文中,也發出一系列之追問:「從事歷史之回溯與回顧,常發現許多曲折,弔詭與中斷,其中之因果脈絡,仿如迷宮,治史之難,即在於此。究竟我們應如何疏解基督教在現代中國之曲折命運?特別是為何大批的中國知識分子均揚棄基督教之信仰?是因為基督教沒有深入民間,關心民疾嗎?但是中國教會在投身中國社會之工作上,成績斐然:創辦大、中、小學,扶貧救濟,興辦醫院,倡導民權。但結果中國教會依然在歷史之轉變中,遭遇沉重之擊打。」換言之,具體到這十個傑出人物身上,他們為何如彗星般掠過黑暗的夜空,光芒固然絢爛,而夜空依舊黑暗?

「福音」為先,還是「社會」為先?

《光與鹽》一書並未回答這些問題,這本書的目的是彰顯這些被遺忘的先驅的歷史貢獻。但是,彰顯之後,反思則是第二步。我們固然不應苛求古人,但理應從前輩失敗之處吸取經驗與教訓,以避免在同一個地方第二次跌倒。由此,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批人物中的許多人都與基督教青年會(或女青年會)有密切之關聯,在20世紀2、30年代,基督教青年會是規模和影響最大、也最受公眾歡迎的基督教組織。但是,表面上的風光並不能掩飾其信仰的弱化與政治立場的偏差。從20年代後期開始,左派便滲透其中,鳩占鵲巢。後來,青年會的許多成員搖身一變為共產黨員。

之所以出現青年會成為「不信派」的大本營的結果,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青年會的領袖讓社會服務壓倒福音本身,也就是將事功看得重於真理,然而沒有屬靈生命支撐的事功是無法持久的;其次,若干基督教界的名流雖然已經受洗,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烙印仍未去除,對「中國」的過度眷戀,讓他們自以為是地裁剪福音,以使之「適應」中國之現實;第三,由於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和反帝浪潮,基督教界的精英分子在壓力之下試圖與代表「進步」的社會主義達成某種融合與和解。對此,李可柔的概括是:「為了讓基督教遠離帝國主義的糟糕形象,基督教青年會逐步開始強調所謂的『社會福音』。青年會的領導們強化基督教的社會特徵,弱化其屬靈生活。」看似策略上的調整,實際上是生命的失落,其結果當然是災難性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越是有地位、有成就、有名氣的基督徒,生命越是沒有發生翻轉、價值越是沒有發生更新。他們身上傳統士大夫的特徵基本保留下來,基督信仰並未內化成一種生命狀態和生活方式,故而人們將他們命名為「儒家基督徒」。他們不承認聖經真理超越於所有文化包括中國文化之上,不承認聖經之絕對無誤,也不願承接大公教會2000年之傳統,而只是將基督教當作一種補充中國文化不足的「舶來品」。

比如,范子美就認為,在非基運動的沖擊下,「教會改良」的希望,必須從「教義促進」的研究入手,因為宗教教義必須隨着時代、環境、國族而修正。他在1929年出版《我的新耶穌觀》一書,其中心思想便是「基督不中國化,中國決不會基督化」。而韋卓民則認為,基督教需要中國,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超越西方的宗派主義精神,讓它變得更具普世性。「由於中國人的實用主義精神,中國人更喜歡接受一種宗教傳統的多元性」。這些論點表明,他們的信仰還停留在文化認同的層面,他們重視「中國人」的特殊身分甚於「上帝所造之人」的普遍身分。

「人文主義的基督徒」的前車之鑒

趙天恩牧師是中國教會史研究的開山之人,陳佐人牧師如此評述趙天恩牧師對基督教在現代中國之敗局的反思:「趙天恩博士以歸正神學之觀念,充滿銳見地指出中國基督教在文化界中之失敗是神學上之失敗,20年代之『生命社』之成員,縱然具有西洋之高等神學學位,但他們均是受了自由主義神學之洗禮,結果頂多只能產生一種人文主義式之基督教,卻在所有基礎性之信仰上,妥協或甚至是背棄了聖經之立場。」以此透視《光與鹽》中的諸多人物,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接受的確實是所謂的「新派」神學,神學的錯誤必然導致「一子之差、滿槃皆輸」和「一步之差,謬之千里」;其次,他們大都缺乏甚至根本就沒有基本的教會生活,而基督徒倘若不生活在教會中,便如同魚兒離開水,信仰的干涸指日可待。

以林巧稚為例,林巧稚從事婦產科醫學的實踐與研究,這一實用技術在任何時代皆有需求,加之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是她的病人,所以她算是中共治下處境相對較好的基督徒之一。在面臨加入共產黨的壓力時,她甚至可以婉轉地對周恩來說:「由於長期信仰基督教,自己思想上受基督教的影響很深……如果自己昨天還是個基督徒,今天又提出要加入共產黨,擔心會給黨造成不好的影響。」即便有「丹書鐵券」在身,在中共全能政治的統治之下,作為重點統戰對象的林巧稚仍然不敢保持基督徒的生活常態:讀經、禱告和教會生活。尤其是後者,在林巧稚的後半生,幾乎就沒有參與過任何教會的活動。於是,作為婦產科醫生的林巧稚名滿天下,但是作為基督徒的林巧稚則完全不為人所知。

更值得反省的是韋卓民和吳貽芳。在國民政府時代,宗教信仰自由、教育獨立和學術自主都有相當之保障,故而韋卓民出任華中大學校長、吳貽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促使這兩所大學在教育與學術上取得了不凡的成績。中共建政之後,這兩所大學因其基督教背景,被取消或合併,中國所有的大學都成為「黨辦大學」,韋卓民和吳貽芳自動「失業」。緊接着,共產黨給他們安排了新的、必須犧牲信仰的「職業」:1950年9月23日,在中共當局的授意與支持下,基督教界40位領袖在北京發表《三自革新宣言》,這一天成為「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開始。韋卓民名列其中,亦是「三自籌備委員會」25位委員之一。然而,如此委曲求全,他仍未逃脫1957年「反右運動」的天羅地網。被打成「右派」之後,他從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而吳貽芳亦加入「三自運動」,由於她的國際知名度更高,更有「花瓶效應」,於1954年和1961年,兩次擔任「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並於1980年擔任名譽主席。昔日的光與鹽,卻被黑暗與邪惡吞噬了。

從神學的失敗到生命的失敗,其間只有一層薄薄的窗戶紙張。前車之鑒,不可不察。今天的我們,如何才能持守純正之信仰,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不以福音為恥」,這是每一個基督徒不可回避之挑戰。

1則評論

  1. 但是,不管是2005年的立法還是2016年的修正,在這樣的制度下,永遠無法保障被告及辯護人能閱覽到檢方收集的所有證據,於其中找到防禦所需之物。(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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