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後現代、信仰實踐

身為七年級的我,在台灣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我被灌輸世界上的國家大致可以被分為三類:「前現代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現代化國家」。因此,每當在教科書上看到「現代化」一詞時,總是把它與「進步」和「開明」聯想在一起。

找回社會政策中的挽回與擔當

日前,一份經多數台北市議員連署,要求北市府「推動公營住宅方案應依公民參與及I-Voting精神,以基地為圓心,周邊直徑1公里之居民,舉辦兩次以上公聽會,並獲得多數居民同意後,始得進行設計規劃。」的提案,引起輿論的關切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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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發生過228事件、白色恐怖歷史記憶的台灣,伴隨著知名的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播映,輕易便能記得並想像光州的不幸,卻往往忽略了1980年的光州之前約四十年,早就有濟州的四三事件。

其實,在光州之前有濟州-後篇

濟州島姜禹一主教就是這樣的一盞微光,或許,他如何從自身做起,從事良心化的和平教育工作,是一個值得亞洲基督教會探究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