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或許，台灣在武漢肺炎蔓延中下面對空前的兩難處境，確實如某些人所言，出現了某種「防疫國族主義」，重新劃定了想像共同體的邊界。但那究竟是不是出於仇恨，抑或是回歸了某種健康的我群意識？

我們的服飾有著文化、宗教與社會意義的，也影響了我們服事的群體。醫院的牧者身穿粉色或是淺藍色牧師服時，代表著對台灣習俗的寬容與接納。今日我們可以看到原住民牧師以原住民的圖騰展現自身的身分認同，客家牧者的牧師服能用藍染花布作為點綴。不同的衣物有社會性的理由，帶著某種文化、宗教與社會意義。

基督教會中熱衷於信仰中「中國因素」極可能導致「反中國因素」的出現，教會的菁英與在地協力者並不能等同於草根群眾，「後者因宗教理念、集體記憶或其他因素，對中共政權的既定觀感及態度，反倒可能掣肘菁英向政治權力靠攏的作為，甚至讓菁英喪失在地領導的正當性」。

佈道家忙著四處奔波，開會籌備，人脈無限，應接不暇，不要說讀經禱告，就連家人都聚少離多，這恐怕已經是「宗教現象」，只是一種專業，卻偏離了信仰本質。不管您所認識的牧者結局如何，那還是他跟神之間的事，每個信徒只能好自為之，專注於自己的信仰實踐才是！

我從事基督教出版工作多年，曾有幸經手一本相當感人的書，中文版的書名是《走出回教》，英文版的書名是"I Dare to Call Him Father"（我敢稱祂為父）。作者是一位名叫Bilquis Sheikh的巴基斯坦婦女，她書寫自己如何從伊斯蘭教歸信基督。

經過文革，中國人失去了群體生活的能力。但是，教會重新將愛的團契帶到我們生活之中。教會這個歷久彌新的生命共同體，對於無論在政治意義上、環保意義上還是心靈意義上的「廢墟中國」來說，是重建的最大希望。

身為一個基督徒，身為一個十幾年來編輯、出版幾百本基督教書籍的出版社負責人，我想要提醒主內的弟兄姊妹們，同婚立法只是基督徒政治關懷、政治參與的一小部分，台灣的國防、外交、主權、經濟成長、醫藥社福、教育、兩岸政策……都應該列入我們投票的考量範圍。

長久以來，教會界專注於「增長」，但對於人口流失的現象卻沒有賦予足夠的重視，這些年各教會到底流失多少羊？他們去哪裡了？是前往其他的教會？還是從此不聚會？或者改信其他宗教？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但有人做研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