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做孤星的理由

合唱其實不僅只是音樂,更是「團契」活生生的、動態的體現與學習,彼此扶持、彼此hold住,烏普薩拉的大教堂教區,就把青少年合唱團DUM當作社會工作在做,……使這個合唱團成為接住不少高風險少年的一張網,讓他們不致被排斥到社會更邊緣的角落。

沉默的暴力與溫柔

在領聖餐這一刻,女孩隻身來到格雷面前,成了整間教會唯一一位願意接納格雷的人。事實上,整間教會裡,就只有這個女孩有資格控訴格雷。面對這個讓他內疚至深的女孩,格雷在給了聖餐後,再也無法忍住自己的淚水,直接哭倒在女孩懷裡……。

YOU小孩在哪裡?

當代台灣教會對「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的理解與實踐,差不多等同於兒童主日學的標語,加上一個Q版的耶穌像,也許再加上幾個小孩,就是個典型的兒童主日學招生廣告。只是,耶穌的這句話,含意真的這麼窄嗎?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印度女人何時能真正得勝?

唯有改變大眾的價值觀,社會才有轉化的可能。上帝創造男女、兩者皆好,當人們學習放棄自己的益處,真實認識每個人的獨特和寶貴,才能明白,一個女人的生命之重,比嫁妝的重量更值得承擔。

面對悲傷,看見那些一直在身旁的美麗

當你遭逢巨變、失去所愛之人,如何找回生命的軌道?曾經神采奕奕、受到眾人喜愛的廣告公司老闆霍華,在六歲女兒因病過世後,徹底變了一個人。過去意氣風發的他消失了,每天活著如同行屍走肉一般,在悲傷中與世隔絕,不僅與妻子離婚,甚至不願與人說話。

和平的代價-1

耶穌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馬太福音5章9節)但我曾以為這指的是人際關係中的美善,在詭譎多變的國際情勢中,使人和睦的人無疑是螳臂擋車的理想主義者;在昨是今非、急功近利的社會氛圍裡,我也曾將聖法蘭西斯「使我做祢和平之子」的禱告,視為緣木求魚的超高道德標準。

一個歌手的祈禱

如今教會已經不再拒絕流行音樂,在聚會時帶領讚美的樂團,事實上和一般搖滾的編制沒有差別。但敬拜讚美畢竟不是流行歌,教會裡唱的畢竟還是對獨一真神的頌讚。照說,透過歌聲傳達的神的摯愛,理應打入渴望救贖的人心。然而這麼多年來,同樣的吉他與鼓聲,真正打進我心裡的,卻是張楚的〈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

索菲,信耶穌得永生!──經與典的反思(二)

看到這句話時,我感到渾身震顫。根據索菲的姐姐英格‧蕭爾(Inge Scholl)的記述,聽到這話的索菲倒是十分鎮定,「以嚴肅、堅決並帶三分命令式的口吻對母親說道:『是,你也一樣。』」然後,「她也離開了」,在索菲之前,她的哥哥漢斯(Hans Scholl)已經先她一步,向父母告別。 他們為什麼要離開父母?更重要的是,在離開前,做母親的為什麼要提醒女兒記得耶穌?作女兒的,又為什麼給母親同樣的提醒? 最重要的是,索菲是誰? 索菲‧蕭爾(Sophie Scholl),和她的哥哥漢斯一樣,是反納粹秘密團體「白玫瑰」的成員。從1942年夏天到1943年初,他們祕密郵寄發出了六張傳單,在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以渺小的個體力量,挺身對整個轉變成戰爭機器的獨裁體制,發出反抗納粹的呼籲。 在發出第六張傳單後,兩兄妹被逮捕並處以死刑。一起被送上斷頭台的,還有他們的朋友克里斯多福(Christoph Probst)。他們的作為震動了當時的納粹高層,在他們之後,「白玫瑰審判」還進行了四輪,牽連了更多人。而今,他們是德國精神重生的代表。在2003年德國電視二台(ZDF)的十大重要德國人票選裡,他們在年輕選民投票中名列第一,超越了德國歷史上所有音樂家、哲學家、科學家與神學家。 第一次聽說索菲、漢斯、和他們在「白玫瑰」的其他夥伴的故事,我已經不是躲在被窩裡看課外書的小孩,而是隻身在台北闖蕩的青年。在漆黑的電影院裡,電影《帝國大審判》開場不過十分鐘,我們就看到索菲和漢斯,在莊嚴典雅的慕尼黑大學裡,從偌大的穿堂上方灑下抗暴傳單。他們就是當年的小蜜蜂。而在納粹底下,小蜜蜂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們兩人沒能從人群中趁亂逃出,被抓耙子當場逮捕,第四天受審,並於當天執行死刑。 電影的手法很沉著,冷靜,焦點大多放在對話上,特別是兩組對話:索菲與負責偵查的警探之間的對話,以及索菲兄妹等人在「人民法庭」上受審的辯論。在電影中,我卻沒有閱讀《白玫瑰一九四三》時的椎心之感。在電影裡大量的對話中,我們被拉進了索菲受審的現實過程,感受到更大的是壓力。但在書中,我們卻隨著姊姊英格,以及其他被動受訪或是主動陳述的敘事者,不斷變換視角,彷彿不斷從不同的側面旁觀這幾個抗暴的年輕人。而在眾人的目光疊合之下,索菲與漢斯的形像突然清晰起來:這是兩個基督徒。 幾乎所有受訪者,對索菲兄妹最深的印象,都是他們如何冷靜,保持尊嚴,以及他們為了挽救其他夥伴的性命,在偵訊時不斷把罪行往自己身上攬──「我就是!」完全可以想像人們會想起耶穌這句話,在德國這個宗教改革發源的地方。至少,負責偵訊他們的刑事組長羅伯特‧莫爾(Robert Mohr)就清楚感受到這點。他在受訪稿中表示:「我甚至覺得,他們是以宗教的觀點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總而言之,他們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誠。」 而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監獄擔任神職的卡爾‧阿爾特(Dr. Karl Alt)牧師,則如此形容他被召來舉行死刑前的臨終聖事時的心情:「當我走進他的囚室時,心中不覺顫抖起來…但是漢斯‧蕭爾幫我一除了心中的一切疑慮,」漢斯知道自己死前希望與牧師一起閱讀的經文是什麼,他的臨終祈禱,在牧師耳裡聽來不單是為了自己,也為了整個民族;漢斯受刑前想讀的是〈哥林多前書13章〉,愛的篇章,而在這最後一刻,他對牧師「果決地回答:『我們絕不可以暴易暴。對我而言,一切的憤恨都已經煙消雲散了。』」他用自己生前最後一刻,向牧師表現出什麼是聖餐,以致於牧師在記述中說:「臨刑前的囚室於焉化身為上帝的神聖殿堂……。」 他們在生命中的最後四天裡,感動了獄中上下,甚至是與他們站在對立面的偵訊者。而由他們所撰寫、秘密散發的六張小蜜蜂傳單,在我看來,是不折不扣的經典文獻。在六張傳單中,他們有步驟地引用席勒和歌德(傳單一)、老子(傳單二)、亞里斯多德(傳單三;亦參〈民主精神中的基督教元素〉一文)、諾瓦利斯(傳單四);而正是在第四張傳單裡,他們直接對德國的基督徒提出呼籲: 「難道上帝沒有賜給你戰鬥的力量和勇氣?我們如果想攻擊邪惡,就必須深入虎穴,而希特勒的權力就是那個虎穴。」 這是一種敵我關係的神聖化嗎?我們對此不是應該更加小心嗎?在電影裡有個偵訊段落,刑警問索菲:「你不是新教徒嗎?教會不也要求:就算懷疑,也得委身嗎?」他要的是說服索菲:就算懷疑領袖,也要一樣順服,事實上,這才是神化了黨和領袖;相對地,索菲的回應是:「人們是自願來教會的;希特勒沒給我們其他選擇。」 正是如此。索菲和其他白玫瑰成員在戰爭時期的獨裁統治底下,讓他們起身反抗的理由,正是國家要審判處死他們的理由:沒有選擇,不可以有選擇。掐熄言論自由,正是扼殺選擇的第一步。緊接著,就會是扭曲的主張橫行,甚至落實為法律:為猶太人立專法就是第一步……。 然後,索菲兄妹,以及其他白玫瑰的夥伴們做出回應了,不惜附上生命的代價。他們在生前受到自己國家政府的無情打壓,但卻在自己政府的高牆外引發回響──流亡倫敦的湯瑪斯‧曼終於能在英國BBC上公開講:說德國就是納粹主義,顯然是錯的,有人反抗就是明證,而從反抗者的傳單清楚可見,德國人不會一直輕易地受謊言所欺。 湯瑪斯‧曼忘了說:德國教會也不會輕易受到謊言所欺,不會像納粹法學家一樣只會搞扭曲人性的法條。但說到底,在那段日子裡,為德國教會做出見證的,是像索菲兄妹這樣,被送上斷頭台的一個一個的個人。而這些人知道:信耶穌得永生。 (封面相片來源:《帝國大審判》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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