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爱自由,愿奴隶根除

504
赞助本文

俄罗斯民主人权活动家、普丁及其独裁政权的批评者纳瓦尼在狱中被害身亡后,俄罗斯资深媒体人塔伊西娅.别克布拉托娃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纳瓦尼的死是一场政治暗杀,这一点我们都清楚。专制政权几乎夺走了俄罗斯人的一切:夺走了繁荣的未来,夺走了每个人应有且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信念。它剥夺了我们抗议和反抗的权利,夺走了我们的投票权。纳瓦尼被杀,表明专制政权试图夺走俄罗斯社会最后一丝希望。

纳瓦尼是自由俄罗斯的活生生象征,表明一个繁荣、和平的俄罗斯是有可能的。变革是必然的,只是需要付出一点努力。纳瓦尼将独裁和腐败视为一种不幸的误解,可以通过使国家恢复正常发展的道路来迅速纠正。他自己相信着,也让别人相信了。

这种坚不可摧的信念—对自己、对俄罗斯及其人民的信念—是他的超级力量。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回到俄罗斯,尽管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监禁甚至杀害。这种信念激励了他的支援者,并让当权者感到恐惧。因为你无法打败一个会笑的人—即便他憔悴不堪,即便身处囚笼,即便被囚禁在北极圈的一个监狱里。你只能选择杀了他。

纳瓦尼的遇害不仅是他家人和朋友的悲剧,也是整个俄罗斯的悲剧。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但无论俄罗斯的现状和未来看起来有多么艰难和无望,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的希望依然存在,没人能够扼杀它。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别无选择」。

俄语世界最重要的独立媒体「美杜莎」在写给纳瓦尼的悼词中指出:

纳瓦尼死了。这是一件让人悲恸的事情。

但我们不会因此瘫痪。我们怒不可遏。我们将会记得这一天和它最琐碎的细节—为了不让这怒火离开我们。

为纳瓦尼的死承担个人责任的,就是那个宣称自己是俄罗斯总统的人。普丁杀害了纳瓦尼。

纳瓦尼帮助我们获得了信念,有了这种信念,我们才能活过那些篡夺了俄罗斯政权的人—并摧毁这个政权的残留物。

纳瓦尼的信念是未来。我们的信念是未来。它只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行动。

纳瓦尼像一个英雄那样活着。又像一个英雄那样死去。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就算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人,也可以翻转整个世界。

纳瓦尼嘲笑恶,他从未曾感到绝望。若是能读到这篇悼词,他定会哈哈大笑。

谢谢你,阿列克谢。

善与中立的战斗仍将持续。

这两段悼词,也是写给本书中的五十位主人公的。中国与俄罗斯一直是深陷独裁暴政的难兄难弟,而两国的反抗者和受难者同样是不屈不挠,其事迹惊天地、泣鬼神。

2023年,当我着手撰写《当代英雄: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第一卷)》时,我也在构思另一个与之平行的「民主英烈传」系列—前者书写仍健在、仍在抗争的英雄,后者书写已去世、勇敢抗争过的英烈,此两个系列薪火相传、交相辉映。一年之后,终于完成了这本《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民主英烈传(第一卷)》。

本书所记述的民主英烈,主要为西元2000年之后去世的人物,以出生日期为序排列,将过去一百年划分为十个世代(每十年为一个世代),大致又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从1910年代至1930年代,即民国出生、在民国完成相当部分教育的人物。一方面,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即被卷入二十世纪上半叶席卷全球的左翼思潮,特别是在中日战争的硝烟和离乱中,不能不受到「救亡压倒启蒙」之影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于是,他们积极参加形形色色的「进步学生运动」,乃至投奔延安或共产党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因而后来在中共党内拥有相当的地位—戈扬、王若望、许良英、李慎之、何家栋、李洪林等人无不如此。当然,在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中、特别是在1989年的大屠杀中,他们曾经的幻想如色彩斑斓的肥皂泡般破灭了。另一方面,他们在半威权的民国时代接受过较为西化、较多民主自由成分的教育,这为他们此后的一生打下了某种精神底色,促使他们拥有反思共产极权主义弊端的思想资源,并进而提出坚定而尖锐的质疑和批判。

这些人物,通常在晚年大彻大悟,与中共及其意识形态分道扬镳,用最后的力量为民主自由奔走呼号,如江婴、江平、聂敏之、蒋彦永、李怡等人,无不如此。他们当中,也有因六四屠杀导致人生轨迹与此前迥异:如「天安门母亲」成员蒋培坤、苏冰娴,拒绝执行屠杀令的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六四后下狱的赵紫阳的秘书和中共中央委员鲍彤,以及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也因六四下狱的包遵信。他们拒绝遗忘,拒绝向杀人凶手低头。

有人说这些老人是「两头真」,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同这种文过饰非的概括。当年被左派思想洗脑、选择追随共产党,不是「真」,而是「蠢」—「蠢」当然不是一种美德,「蠢」是必须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思想和精神缺陷,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为之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唯有晚年的「返璞归真」才是「真」,痛苦地自我否定才是「真」。不可能生命的两端都是正确的(唯有共产党才宣称它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早年,因愚蠢犯下几乎致命的错误;晚年,正本清源、迷途知返,如梁启超那样,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才能迎来「拨乱反正」的荣光。

在这群人中,有几位是更早觉醒的先知或先行者。1947年,夏志清决绝地离开即将赤化的中国、赴美求学,与无数欣喜若狂地回去「建设新中国」的「爱国者」背道而驰,他一生反共,其学术事业与反共立场密不可分;1983年,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同样深恶痛绝的飞行员孙天勤,毅然驾机逃离中国,冲天一飞为自由;一1980年代末,海外台独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洪哲胜,看到台湾民主化开花结果,没有回台湾去享受胜利果实,而是留在美国投入另一场更艰巨的战斗—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第二组,1940年代至1960年代出生的人物。少数出生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但因太过年幼,对民国文化几无记忆,民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也几近为零;绝大多数都出生及成长在毛泽东时代,追求真理的人,在那个时代当然受尽暴政的迫害与摧残。

他们当中,有后毛时代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组党在共产中国是「反革命」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大罪,一定会被中共置之死地。但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为之付出生命代价,很多人至今仍不为外界所知,如本书中所记述的王荣清、王东海、力虹、杨天水等人。

他们当中,也有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此后一生烙上六四的「红字」,却为六四正名和中国民主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如李旺阳、陈子明、刘晓波、齐志勇、余志坚、蒲勇、罗茜等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为自由之路上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般的殉道者。他们当中,也有为新一阶段维权运动和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包括杨春光、孙林、李悔之、曹顺利、巩磊、陈子亮、李柏光等人。有的死于狱中,有的死于绝症,有的愤而自杀,其生命如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另外,维吾尔作家努尔穆罕默德.土赫提与图博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帝国的边陲和殖民地,向死而生、虽死犹生,是各自民族的民主英烈。而身在香港的袁天佑牧师,行公义、好怜悯,反暴政,举伞前行;体制内的历史学者高华,韦编三绝,发愤著书,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将恶魔毛泽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第三组,1970年代至2000年代出生的人物。他们或生活在毛时代末期,对文革及整个毛时代几无记忆;或生活在后毛时代,却发现毛并未离开,毛、邓(包括江、胡、习)与毛一脉相承,也发现,不单单是邓小平在六四那一天杀人如麻,小型的六四屠杀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他们或因自身权益受损而走上维权道路,或因同情和悲悯他人受害而仗义执言。他们如此年轻,却为民主自由献出如鲜花般宝贵的生命,正如秋瑾的咏叹:「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他们的故事可歌可泣:张健饮弹高歌、求仁得仁,六四那夜留在身上的子弹十九年后才取出,他是第一个在海外因病骤逝的六四学生;工程师叶钟是房屋强拆的受害者和维权者,被警察殴打致死;沈阳以圣经真理为未来中国建构正义之维,以血肉开拓中国文明的新境界;王美余举牌高呼「习帝下台,全面选举」,为之付出生命代价;法轮功修炼者庞勋因散发法轮功传单被判重刑,在狱中被折磨致死,遗体惨不忍睹;年仅十五岁的「香港女儿」陈彦霖神秘死在大海的波涛中,昔日的香港皇家警察如今变身为中共盖世太保,拼命遮掩真相,「东方之珠」已沦为「杀戮现场」。

在本书所记载的民主英烈中,有行动者,有思想者,也有言说和书写者,更有三者兼而有之者—刘晓波就是如此。刘晓波去世后,日本神田外语大学专攻现代中国研究的兴梠一郎教授评论说:「长期来看,刘晓波作为一党独裁下牺牲的悲剧英雄,他的死会被铭刻在历史上,成为追求民主化的象征并成为共产党的祸根。」纳瓦尼去世后,蒙古国前总统查希亚金.额勒贝格道尔吉在社群媒体上指出:「纳瓦尼被谋杀了。这多么严酷地提醒着我们残酷的盗贼会做出什么事来。这发生在纳瓦尼身上,发生在俄罗斯身上,发生在自由身上。普丁政权惧怕自己的人民,他发动战争以分散注意力。幼稚病该就此为止了。」从刘晓波到纳瓦尼,从戈扬到陈彦霖,这些民主英烈的献身和殉道,绝非毫无意义。他们不是无根的飞絮或浮萍,而是回归大地的麦子,如圣经所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

本书记述民主英烈的故事,不仅是向他们本人致敬,更是要通过对善的表彰来改变善与恶的力量对比。纳瓦尼生前部落格的签名是「善与中立的最后战斗」—他没有说这是一场「善与恶的最后战斗」,而是说这是一场「善与中立的最后战斗」。他的意思很明显:所谓的「中立」,就是恶的帮凶、帮忙和帮闲。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描述了一群身处地狱边缘受苦的人, 他们不值得怜悯,不值得审判,连求死也不得。他们就是在上帝与撒旦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人。但丁本人极看重道德立场,他的一生就在不断的善恶争斗、是非抉择中度过。他极度鄙夷那些在重大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出现时,仍然企图保持中立从而让自己「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纳瓦尼和刘晓波们用他们的受难和死亡来召唤同胞觉醒,改变冷漠、怯懦和「中立」的行尸走肉的状态。一旦这种改变发生,暴君和暴政的末日就降临了。我也期待,本书中所记载的民主英烈们的故事,能够如同卡夫卡所说的那把「砍破坚冰的巨斧」,唤醒数以亿计、在「岁月静好」中「躺平」的「中立者」。当愈来愈多的「中立者」转移到善的这边,这场战斗必将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光明的结局。

本书与《勇者无惧:黑暗中国的抗争者(第二卷)》一样,由我与独立作家程波共同完成。程波执笔了许良英、王荣清、王东海、陈子明、孙林、郑贻春、曹顺利、杨天水等八篇,我亦对这部分篇章作出一定的修订和润色。

挺身反抗中共暴政的民主英烈,前赴后继、数不胜数。所以,这个系列将长期继续下去,尽管我们至多只能记述下其中沧海一粟的人物与故事,但我们期盼这样的工作是抛砖引玉,以后有更多、更优秀的记录者加入到这项事业当中来。

作者:余杰
本文出自:《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民主英烈传第一卷》作者序

传扬论坛期待透过每篇文章激发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不断重新理解上主在这个世代的心意。 面对艰困的媒体环境与难以质疑、反省的教会文化,我们没有教派包袱,愿在各个公共议题上与大家一同反思。 为维持平台运作,传扬论坛每个月需要15万元经费,祈请兄姐关心代祷及奉献,与我们同行,并向更多人分享。

赞助本文
已赞助人数:0人
已赞助金额:0元
前一篇文章别长成你所讨厌的那种大人
下一篇文章分辨以AI造假的智慧
1973年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文学硕士,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得主、政治评论家、历史学者及人权捍卫者。出版40多本著作,多次入选「最具影响力的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并获颁「公民勇气奖」。2012年在华盛顿创办「亚太宗教自由与民主化研究所」,致力宗教信仰自由与公民社会等议题的研究。

发表评论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