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主人权活动家、普丁及其独裁政权的批评者纳瓦尼在狱中被害身亡后，俄罗斯资深媒体人塔伊西娅．别克布拉托娃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纳瓦尼的死是一场政治暗杀，这一点我们都清楚。专制政权几乎夺走了俄罗斯人的一切：夺走了繁荣的未来，夺走了每个人应有且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信念。它剥夺了我们抗议和反抗的权利，夺走了我们的投票权。纳瓦尼被杀，表明专制政权试图夺走俄罗斯社会最后一丝希望。
纳瓦尼是自由俄罗斯的活生生象征，表明一个繁荣、和平的俄罗斯是有可能的。变革是必然的，只是需要付出一点努力。纳瓦尼将独裁和腐败视为一种不幸的误解，可以通过使国家恢复正常发展的道路来迅速纠正。他自己相信着，也让别人相信了。
这种坚不可摧的信念—对自己、对俄罗斯及其人民的信念—是他的超级力量。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回到俄罗斯，尽管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监禁甚至杀害。这种信念激励了他的支援者，并让当权者感到恐惧。因为你无法打败一个会笑的人—即便他憔悴不堪，即便身处囚笼，即便被囚禁在北极圈的一个监狱里。你只能选择杀了他。
纳瓦尼的遇害不仅是他家人和朋友的悲剧，也是整个俄罗斯的悲剧。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但无论俄罗斯的现状和未来看起来有多么艰难和无望，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的希望依然存在，没人能够扼杀它。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别无选择」。
俄语世界最重要的独立媒体「美杜莎」在写给纳瓦尼的悼词中指出：
纳瓦尼死了。这是一件让人悲恸的事情。
但我们不会因此瘫痪。我们怒不可遏。我们将会记得这一天和它最琐碎的细节—为了不让这怒火离开我们。
为纳瓦尼的死承担个人责任的，就是那个宣称自己是俄罗斯总统的人。普丁杀害了纳瓦尼。
纳瓦尼帮助我们获得了信念，有了这种信念，我们才能活过那些篡夺了俄罗斯政权的人—并摧毁这个政权的残留物。
纳瓦尼的信念是未来。我们的信念是未来。它只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行动。
纳瓦尼像一个英雄那样活着。又像一个英雄那样死去。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就算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人，也可以翻转整个世界。
纳瓦尼嘲笑恶，他从未曾感到绝望。若是能读到这篇悼词，他定会哈哈大笑。
谢谢你，阿列克谢。
善与中立的战斗仍将持续。
这两段悼词，也是写给本书中的五十位主人公的。中国与俄罗斯一直是深陷独裁暴政的难兄难弟，而两国的反抗者和受难者同样是不屈不挠，其事迹惊天地、泣鬼神。
2023年，当我着手撰写《当代英雄：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第一卷）》时，我也在构思另一个与之平行的「民主英烈传」系列—前者书写仍健在、仍在抗争的英雄，后者书写已去世、勇敢抗争过的英烈，此两个系列薪火相传、交相辉映。一年之后，终于完成了这本《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民主英烈传（第一卷）》。
本书所记述的民主英烈，主要为西元2000年之后去世的人物，以出生日期为序排列，将过去一百年划分为十个世代（每十年为一个世代），大致又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从1910年代至1930年代，即民国出生、在民国完成相当部分教育的人物。一方面，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即被卷入二十世纪上半叶席卷全球的左翼思潮，特别是在中日战争的硝烟和离乱中，不能不受到「救亡压倒启蒙」之影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于是，他们积极参加形形色色的「进步学生运动」，乃至投奔延安或共产党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因而后来在中共党内拥有相当的地位—戈扬、王若望、许良英、李慎之、何家栋、李洪林等人无不如此。当然，在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中、特别是在1989年的大屠杀中，他们曾经的幻想如色彩斑斓的肥皂泡般破灭了。另一方面，他们在半威权的民国时代接受过较为西化、较多民主自由成分的教育，这为他们此后的一生打下了某种精神底色，促使他们拥有反思共产极权主义弊端的思想资源，并进而提出坚定而尖锐的质疑和批判。
这些人物，通常在晚年大彻大悟，与中共及其意识形态分道扬镳，用最后的力量为民主自由奔走呼号，如江婴、江平、聂敏之、蒋彦永、李怡等人，无不如此。他们当中，也有因六四屠杀导致人生轨迹与此前迥异：如「天安门母亲」成员蒋培坤、苏冰娴，拒绝执行屠杀令的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六四后下狱的赵紫阳的秘书和中共中央委员鲍彤，以及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也因六四下狱的包遵信。他们拒绝遗忘，拒绝向杀人凶手低头。
有人说这些老人是「两头真」，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同这种文过饰非的概括。当年被左派思想洗脑、选择追随共产党，不是「真」，而是「蠢」—「蠢」当然不是一种美德，「蠢」是必须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思想和精神缺陷，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为之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唯有晚年的「返璞归真」才是「真」，痛苦地自我否定才是「真」。不可能生命的两端都是正确的（唯有共产党才宣称它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早年，因愚蠢犯下几乎致命的错误；晚年，正本清源、迷途知返，如梁启超那样，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才能迎来「拨乱反正」的荣光。
在这群人中，有几位是更早觉醒的先知或先行者。1947年，夏志清决绝地离开即将赤化的中国、赴美求学，与无数欣喜若狂地回去「建设新中国」的「爱国者」背道而驰，他一生反共，其学术事业与反共立场密不可分；1983年，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同样深恶痛绝的飞行员孙天勤，毅然驾机逃离中国，冲天一飞为自由；一1980年代末，海外台独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洪哲胜，看到台湾民主化开花结果，没有回台湾去享受胜利果实，而是留在美国投入另一场更艰巨的战斗—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第二组，1940年代至1960年代出生的人物。少数出生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但因太过年幼，对民国文化几无记忆，民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也几近为零；绝大多数都出生及成长在毛泽东时代，追求真理的人，在那个时代当然受尽暴政的迫害与摧残。
他们当中，有后毛时代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组党在共产中国是「反革命」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大罪，一定会被中共置之死地。但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为之付出生命代价，很多人至今仍不为外界所知，如本书中所记述的王荣清、王东海、力虹、杨天水等人。
他们当中，也有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此后一生烙上六四的「红字」，却为六四正名和中国民主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如李旺阳、陈子明、刘晓波、齐志勇、余志坚、蒲勇、罗茜等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为自由之路上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般的殉道者。他们当中，也有为新一阶段维权运动和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包括杨春光、孙林、李悔之、曹顺利、巩磊、陈子亮、李柏光等人。有的死于狱中，有的死于绝症，有的愤而自杀，其生命如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另外，维吾尔作家努尔穆罕默德．土赫提与图博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帝国的边陲和殖民地，向死而生、虽死犹生，是各自民族的民主英烈。而身在香港的袁天佑牧师，行公义、好怜悯，反暴政，举伞前行；体制内的历史学者高华，韦编三绝，发愤著书，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将恶魔毛泽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第三组，1970年代至2000年代出生的人物。他们或生活在毛时代末期，对文革及整个毛时代几无记忆；或生活在后毛时代，却发现毛并未离开，毛、邓（包括江、胡、习）与毛一脉相承，也发现，不单单是邓小平在六四那一天杀人如麻，小型的六四屠杀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他们或因自身权益受损而走上维权道路，或因同情和悲悯他人受害而仗义执言。他们如此年轻，却为民主自由献出如鲜花般宝贵的生命，正如秋瑾的咏叹：「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他们的故事可歌可泣：张健饮弹高歌、求仁得仁，六四那夜留在身上的子弹十九年后才取出，他是第一个在海外因病骤逝的六四学生；工程师叶钟是房屋强拆的受害者和维权者，被警察殴打致死；沈阳以圣经真理为未来中国建构正义之维，以血肉开拓中国文明的新境界；王美余举牌高呼「习帝下台，全面选举」，为之付出生命代价；法轮功修炼者庞勋因散发法轮功传单被判重刑，在狱中被折磨致死，遗体惨不忍睹；年仅十五岁的「香港女儿」陈彦霖神秘死在大海的波涛中，昔日的香港皇家警察如今变身为中共盖世太保，拼命遮掩真相，「东方之珠」已沦为「杀戮现场」。
在本书所记载的民主英烈中，有行动者，有思想者，也有言说和书写者，更有三者兼而有之者—刘晓波就是如此。刘晓波去世后，日本神田外语大学专攻现代中国研究的兴梠一郎教授评论说：「长期来看，刘晓波作为一党独裁下牺牲的悲剧英雄，他的死会被铭刻在历史上，成为追求民主化的象征并成为共产党的祸根。」纳瓦尼去世后，蒙古国前总统查希亚金．额勒贝格道尔吉在社群媒体上指出：「纳瓦尼被谋杀了。这多么严酷地提醒着我们残酷的盗贼会做出什么事来。这发生在纳瓦尼身上，发生在俄罗斯身上，发生在自由身上。普丁政权惧怕自己的人民，他发动战争以分散注意力。幼稚病该就此为止了。」从刘晓波到纳瓦尼，从戈扬到陈彦霖，这些民主英烈的献身和殉道，绝非毫无意义。他们不是无根的飞絮或浮萍，而是回归大地的麦子，如圣经所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
本书记述民主英烈的故事，不仅是向他们本人致敬，更是要通过对善的表彰来改变善与恶的力量对比。纳瓦尼生前部落格的签名是「善与中立的最后战斗」—他没有说这是一场「善与恶的最后战斗」，而是说这是一场「善与中立的最后战斗」。他的意思很明显：所谓的「中立」，就是恶的帮凶、帮忙和帮闲。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描述了一群身处地狱边缘受苦的人， 他们不值得怜悯，不值得审判，连求死也不得。他们就是在上帝与撒旦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人。但丁本人极看重道德立场，他的一生就在不断的善恶争斗、是非抉择中度过。他极度鄙夷那些在重大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出现时，仍然企图保持中立从而让自己「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纳瓦尼和刘晓波们用他们的受难和死亡来召唤同胞觉醒，改变冷漠、怯懦和「中立」的行尸走肉的状态。一旦这种改变发生，暴君和暴政的末日就降临了。我也期待，本书中所记载的民主英烈们的故事，能够如同卡夫卡所说的那把「砍破坚冰的巨斧」，唤醒数以亿计、在「岁月静好」中「躺平」的「中立者」。当愈来愈多的「中立者」转移到善的这边，这场战斗必将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光明的结局。
本书与《勇者无惧：黑暗中国的抗争者（第二卷）》一样，由我与独立作家程波共同完成。程波执笔了许良英、王荣清、王东海、陈子明、孙林、郑贻春、曹顺利、杨天水等八篇，我亦对这部分篇章作出一定的修订和润色。
挺身反抗中共暴政的民主英烈，前赴后继、数不胜数。所以，这个系列将长期继续下去，尽管我们至多只能记述下其中沧海一粟的人物与故事，但我们期盼这样的工作是抛砖引玉，以后有更多、更优秀的记录者加入到这项事业当中来。
作者：余杰
本文出自：《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民主英烈传第一卷》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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