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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台湾在武汉肺炎蔓延中下面对空前的两难处境，确实如某些人所言，出现了某种「防疫国族主义」，重新划定了想像共同体的边界。但那究竟是不是出于仇恨，抑或是回归了某种健康的我群意识？

在圣经中，耶弗他的女儿为了父亲，牺牲了。其实，真正该死的，是她的父亲。乱许诺的是他，理该由他来承担错误许诺的后果。不过，通常在讲「牺牲是必要的」这种话的人，经常是位高权重者，而不是前线，心里想的「代价」亦往往不是他自己本人。

不论撤侨与否，世界各国出于人道的召唤，都不该放任中国政府以防疫为名鱼肉自己的国民，诚如论者所言，「目前武汉己经失去常态化医疗救治能力，若让一名己经生病的人留在武汉，相当于把他留在砲火纷飞战地上的帐棚里」。

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十几年来编辑、出版几百本基督教书籍的出版社负责人，我想要提醒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同婚立法只是基督徒政治关怀、政治参与的一小部分，台湾的国防、外交、主权、经济成长、医药社福、教育、两岸政策……都应该列入我们投票的考量范围。

二千年后，这个摇撼天上地下的福音，竟然在某些道貌岸然的教牧手中沦为唱唱圣诞歌的借口：仿佛只要我们仍能翻开圣经，唱唱圣诞歌，我们就履行了宣扬福音的责任。我们丝毫没有思考耶稣基督福音那个触及社会、政权以至「空中掌权者」的向度，也忽略了我们的福音中「愿你的国降临」的终末向度。

基督教会中热衷于信仰中「中国因素」极可能导致「反中国因素」的出现，教会的菁英与在地协力者并不能等同于草根群众，「后者因宗教理念、集体记忆或其他因素，对中共政权的既定观感及态度，反倒可能掣肘菁英向政治权力靠拢的作为，甚至让菁英丧失在地领导的正当性」。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政权都是基督徒采取武装抗暴而建立的，包含美国独立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宗教改革时代，路德、加尔文等大师也都曾主张武装抗暴。事实上，新教的建立本身就是三十年战争的果实。武装抗暴，是最后万不得已的手段，但并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

民众的选择不只是被动的抵抗，更可以主动建构并再建构对地景的理解。香港太子站外暴警驱赶不走的民众自发的聚集，解构了这个原本象征威权的「太子」站，不论它代表的是前英国殖民政府，或是现今实施内部殖民的中国帝国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