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燈泡事件看未被體制Hold住的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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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燈泡事件以來,陸續有非常多探討對於學童校園安全或兒童人身安全的看法,但加害者這一端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們真的願意去關心嗎?就算學校的圍牆再高再技術先進,永遠都會有無法掌握的加害者知道如何找到突圍的方式。發生這些重大的不幸事件後,要如何重建人們的「安全感」與「信任感」,而非僅只是「安全措施」其實才是難題。

安全措施容易做,但人的安全感與信任感一旦被破壞,要重新建立起來十分困難。因此國家的責任與政策,不應只是不斷地加強安全防護設施,雖然這些階段性與工具性的措施有其必要,但如要使社會每個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相關政策工具與資源必須帶領人民看到這是整體社會安全網不夠健全的結果,而非只以保護之名將未被體制Hold住的人與社會加以切割,因為他們很可能也是未被體制善待的人。

日本對於無差別殺人事件已經有深入研究,他們發現會犯下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兇手,不是社會上的失敗組,求學就業等生涯道路走得不順遂,就是長年備受校園或職場霸凌的人,因為仇恨滋長而犯下無差別殺人事件。此外,也有富裕無憂的年輕人,活的豐衣足食卻失去了人生目標,甚至感官麻痺,對於來自外界的刺激絲毫沒有感覺,為了想感受活著的真實性,遂動手殺人。

日本學者見田宗介認為要了解相關事件,必須從分析這個人,對他所身處的社會生活,有一種「實存的」(存在的)理解。也就是說這些加害的年青人,為何會放棄對未來的希望?為何會失去人生的理想?更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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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者見田宗介,圖片出自Bookscan網站

從社會結構找答案

2009年起,台灣陸續發生隨機殺人命案,從黃富康、曾文欽、鄭捷、郭彥君、龔重安再到王景玉,每起案件或多或少都指向犯罪動機疑與吸毒、長期失業、霸凌、精神疾病等因素有關。

王景玉犯案時有不少媒體提及他國中時曾經被長期的肢體及語言霸凌,高職沒唸完後退伍當兵才開始染毒,吸毒後開始產生暴力與精神症狀,加上長期就業不穩使他成為社會邊緣人。校園霸凌、青少年染毒及青年長期失業議題,這些都直指我們的社會安全網並不健全。

以青少年毒品議題來說,2015年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曾經就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進行過質詢,據警政署2005年到2014年毒品查獲統計資料顯示,10年間青少年吸食搖頭丸及安非他命等二級毒品人數增加3~5成,已達1354人,但一粒眠及k他命等三級毒品成長則超過16倍,已達5122人。

若從全國犯罪統計,監所收容之毒品犯佔第一位已達46.3%,相較於精神疾患犯罪率顯見毒品犯罪之危害更值得關切。因此有立委提案要求將一粒眠及k他命等三級毒品提升為二級毒品進行刑罰,試圖達成嚇阻作用。

但就算升級為二級毒品進行強制勒戒,如果社區中沒有完整的戒治配套資源,加上社會對於吸毒者的歧視烙印,從此不斷進出監所的旋轉門效應仍會出現。況且永遠會有各種混種的新興毒品出現,其實防不勝防,重點在於如何善用教育宣導減少青少年吸毒人口,以及針對濫用者提供近便性高的藥癮戒治資源及諮商輔導。

此外在青年長期失業議題上,根據主計總處歷年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顯示,臺灣在2004年時,初次尋職的長期失業青年人數占全體長期失業者總人數的13.24%,至2014年時的比率已經升高為26.81%,10年以來比率增加13.62%,顯示青年長期失業狀況日益嚴重。

加之青年失業率是整體勞動人口的3倍左右,都有可能迫使人力或社會資本較不足的青年接觸地下經濟行業,甚至染上毒品出現犯罪行為。因此無論是青少年藥物濫用或是失業議題,都是社會安全網不容忽視的一環,但卻也是政策上長年難解的議題,這主要與現行我國青少年福利、勞動與教育資源缺乏整合思維,以及在相關防治工作或權益保障上的資源不足有絕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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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接納」的社會安全體系

面對青年世代的加害人,突顯台灣的社會安全網長期忽視青少年族群發展的需求,而最重要且逐年成長的社福資源預算分配也多以選票考量,致使青少年享有的福利資源相當有限,至今仍佔不到整體社會福利預算的十分之一,如此有限的經費預算,如何能建構一個「接納」而非「權控」的社會安全體系?

青少年「人際關係的疏離」是日本社會所關切的議題,甚至也被認為是無差別殺人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人際疏離又分為三個層次,家庭關係、個人的人際與感情關係以及職場上的關係。

當臺灣的青少年面對同樣的人際疏離問題時,我們要問的是,政府是否提供相對應的輔導人力資源與支持體系,協助他們有完整的休閒、生涯發展及社會參與空間,藉由多元的親子及情感教育、積極的心理輔導機制,或適性的職涯輔導措施幫助青少年融入社會。

而論及青少年輔導人力時,聘用不足、人力比過重、流動率高一直是個老問題。目前我國輔導人力以兼任教師為主,且城鄉有極大差異,平均約1257位國中小學生才能配置一名專職或專業輔導人員,人力比實在過重,更不用說高中職端的輔導人力相較於國中以下及大專以上更加嚴重不足。

此外,社區中長期缺乏專職專業的少年輔導人力,除了台北市各行政區有少年輔導委員會的設置外,其餘縣市幾乎沒有專職少年輔導人力。故當遇到青少年涉及非行或觸法行為,接受保護管束、司法轉向輔導或完成感化教育的青少年重返家庭或社區時,往往因缺乏適當的就學就業轉銜輔導資源,使得輔導成效功虧一匱。

小英總統日前承諾說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兒少保護的社會安全網做起來,我認為應將專業輔導體系納入「社會安全協防體系」核心角色來思考,投資社工、心理、就輔專業輔導人力扮演社會重建安全感的第一線工作者,建立接納的社會安全網,才有可能 Hold住那些未被體制善待的青少年與加害者。

作者簡介/葉大華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少盟)秘書長,長期投入青少年權益倡導工作,是個青少年工作控,也是個非典型女長老。
認為教會與社會應該看重與回應青年世代的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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