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灯泡事件看未被体制Hold住的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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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灯泡事件以来,陆续有非常多探讨对于学童校园安全或儿童人身安全的看法,但加害者这一端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我们真的愿意去关心吗?就算学校的围墙再高再技术先进,永远都会有无法掌握的加害者知道如何找到突围的方式。发生这些重大的不幸事件后,要如何重建人们的「安全感」与「信任感」,而非仅只是「安全措施」其实才是难题。

安全措施容易做,但人的安全感与信任感一旦被破坏,要重新建立起来十分困难。因此国家的责任与政策,不应只是不断地加强安全防护设施,虽然这些阶段性与工具性的措施有其必要,但如要使社会每个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关政策工具与资源必须带领人民看到这是整体社会安全网不够健全的结果,而非只以保护之名将未被体制Hold住的人与社会加以切割,因为他们很可能也是未被体制善待的人。

日本对于无差别杀人事件已经有深入研究,他们发现会犯下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凶手,不是社会上的失败组,求学就业等生涯道路走得不顺遂,就是长年备受校园或职场霸凌的人,因为仇恨滋长而犯下无差别杀人事件。此外,也有富裕无忧的年轻人,活的丰衣足食却失去了人生目标,甚至感官麻痺,对于来自外界的刺激丝毫没有感觉,为了想感受活着的真实性,遂动手杀人。

日本学者见田宗介认为要了解相关事件,必须从分析这个人,对他所身处的社会生活,有一种「实存的」(存在的)理解。也就是说这些加害的年青人,为何会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为何会失去人生的理想?更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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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者见田宗介,图片出自Bookscan网站

从社会结构找答案

2009年起,台湾陆续发生随机杀人命案,从黄富康、曾文钦、郑捷、郭彦君、龚重安再到王景玉,每起案件或多或少都指向犯罪动机疑与吸毒、长期失业、霸凌、精神疾病等因素有关。

王景玉犯案时有不少媒体提及他国中时曾经被长期的肢体及语言霸凌,高职没唸完后退伍当兵才开始染毒,吸毒后开始产生暴力与精神症状,加上长期就业不稳使他成为社会边缘人。校园霸凌、青少年染毒及青年长期失业议题,这些都直指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并不健全。

以青少年毒品议题来说,2015年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曾经就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进行过质询,据警政署2005年到2014年毒品查获统计资料显示,10年间青少年吸食摇头丸及安非他命等二级毒品人数增加3~5成,已达1354人,但一粒眠及k他命等三级毒品成长则超过16倍,已达5122人。

若从全国犯罪统计,监所收容之毒品犯占第一位已达46.3%,相较于精神疾患犯罪率显见毒品犯罪之危害更值得关切。因此有立委提案要求将一粒眠及k他命等三级毒品提升为二级毒品进行刑罚,试图达成吓阻作用。

但就算升级为二级毒品进行强制勒戒,如果社区中没有完整的戒治配套资源,加上社会对于吸毒者的歧视烙印,从此不断进出监所的旋转门效应仍会出现。况且永远会有各种混种的新兴毒品出现,其实防不胜防,重点在于如何善用教育宣导减少青少年吸毒人口,以及针对滥用者提供近便性高的药瘾戒治资源及咨商辅导。

此外在青年长期失业议题上,根据主计总处历年的「人力运用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在2004年时,初次寻职的长期失业青年人数占全体长期失业者总人数的13.24%,至2014年时的比率已经升高为26.81%,10年以来比率增加13.62%,显示青年长期失业状况日益严重。

加之青年失业率是整体劳动人口的3倍左右,都有可能迫使人力或社会资本较不足的青年接触地下经济行业,甚至染上毒品出现犯罪行为。因此无论是青少年药物滥用或是失业议题,都是社会安全网不容忽视的一环,但却也是政策上长年难解的议题,这主要与现行我国青少年福利、劳动与教育资源缺乏整合思维,以及在相关防治工作或权益保障上的资源不足有绝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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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接纳」的社会安全体系

面对青年世代的加害人,突显台湾的社会安全网长期忽视青少年族群发展的需求,而最重要且逐年成长的社福资源预算分配也多以选票考量,致使青少年享有的福利资源相当有限,至今仍占不到整体社会福利预算的十分之一,如此有限的经费预算,如何能建构一个「接纳」而非「权控」的社会安全体系?

青少年「人际关系的疏离」是日本社会所关切的议题,甚至也被认为是无差别杀人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人际疏离又分为三个层次,家庭关系、个人的人际与感情关系以及职场上的关系。

当台湾的青少年面对同样的人际疏离问题时,我们要问的是,政府是否提供相对应的辅导人力资源与支持体系,协助他们有完整的休闲、生涯发展及社会参与空间,借由多元的亲子及情感教育、积极的心理辅导机制,或适性的职涯辅导措施帮助青少年融入社会。

而论及青少年辅导人力时,聘用不足、人力比过重、流动率高一直是个老问题。目前我国辅导人力以兼任教师为主,且城乡有极大差异,平均约1257位国中小学生才能配置一名专职或专业辅导人员,人力比实在过重,更不用说高中职端的辅导人力相较于国中以下及大专以上更加严重不足。

此外,社区中长期缺乏专职专业的少年辅导人力,除了台北市各行政区有少年辅导委员会的设置外,其余县市几乎没有专职少年辅导人力。故当遇到青少年涉及非行或触法行为,接受保护管束、司法转向辅导或完成感化教育的青少年重返家庭或社区时,往往因缺乏适当的就学就业转衔辅导资源,使得辅导成效功亏一匮。

小英总统日前承诺说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儿少保护的社会安全网做起来,我认为应将专业辅导体系纳入「社会安全协防体系」核心角色来思考,投资社工、心理、就辅专业辅导人力扮演社会重建安全感的第一线工作者,建立接纳的社会安全网,才有可能 Hold住那些未被体制善待的青少年与加害者。

作者简介/叶大华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台少盟)秘书长,长期投入青少年权益倡导工作,是个青少年工作控,也是个非典型女长老。
认为教会与社会应该看重与回应青年世代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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