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真」的追尋——香港本土意識與神學普世的對話

雨傘運動的基本訴求是「我要真普選」，因為中國政府提出的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只有選舉權，但對被選權有不合理的控制。若以佔領作為對雨傘運動的理解，雨傘運動於2014年12月15日結束了。但若雨傘運動是對「真」的追尋，以佔領行動出現的雨傘運動只是第一章。

按當下香港情景，第二章就是關乎本土意識對「真」的另一種追尋。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翰福音14章16節）那麼，認識真理並學習在真理生活的教會，如何與它所在、屬於，以及為香港，與香港市民一起尋「真」和見證「真」？本文嘗試以香港本土意識與神學普世（ecumenism）作為對話基礎。

本土意識與意識覺醒

香港嶺南大學羅永生教授一文《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對香港本土意識有很詳細的歷史分析和評論，我想特別提出幾點。第一，本土意識是關乎對香港的歸屬感。自1980年代香港九七問題出現和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的天安門事件，約10% 香港市民在1997年前已移民到海外；曉士（Richard Hughes） 早於1968年已說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雖然我們不能簡化地說，選擇移民者對香港沒有歸屬感或留下的90% 對香港有很重歸屬感，但雨傘運動期間很普遍的口號是：「自己香港自己救」、「生於亂世，有種責任」、「我係香港人」。這些口號在1997年前甚少聽見的。他們反映香港市民對香港這地的歸屬感比以前加強了。

第二，1997年前，香港市民不只恐懼中國共產黨，更自覺無力感，無法維護香港自身權利。雨傘運動是對這份無力感抗拒，以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回應中國政府對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決定。雖然雨傘運動最終沒有改變中國政府的決定，甚至有示威者因此變得犬儒，但隨後的青年人參政、社會行動的活躍、本土意識的發展等反映香港市民沒有因無力感而對自己和香港放棄。

第三，按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對香港市民身份認同的調查，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從1997年35% 到2015年40%，而其中18～29歲年齡組群從1997年44% 到2015年55%。至於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從1997年18%到2015年維持18%，而其中18～29歲年齡組群從1997年16% 到2015年7.6%。

除了香港人和中國人，調查還有在中國的香港人和中國人在香港的選項。以2015年為例，認為自己是在中國的香港人有27%，而中國人在香港有13%。這些數字反映本土意識在青年人中得到很高認同，而青年人與上一代對身份認同的差異可能進一步令社會撕裂。

本土意識的困惑

以上對本土意識的分析指出它跟香港市民的歸屬感、意識覺醒和世代之爭的關係。跟著的課題是：如何在政治生活表達本土意識，並執權者如何解讀本土意識？大致上，本土意識有四種表達：（一）香港獨立；（二）自決和港人優先，其中牽涉公投；（三）香港成為高度自主和自給自足的城邦；（四）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民主。因著與中國政府的特殊關係，第一、二和三種表達皆被中國政府視為分離主義。

除了政治立場外，本土意識對香港人身份建構還有甚麼具體內容？第一，很多時候，當下對香港人和本土的理解多是從不是中國人角度來理解。結果，本土只是一個空洞詞彙，沒有內容，甚至仍舊停在殖民意識之下，因為香港人仍在中國人框架下理解香港人。雖然從不是中國人認識香港人反映香港受中國化的威脅，但香港人仍要回答香港人是甚麼。這種以不是中國人來認識香港人只會製造二元論和敵人。

第二，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1997年前如是，1997年後也是。從1997至2015年期間，從中國移民到香港的人佔全港人口10%。他們不再是新來港人士，而是香港市民。那麼，若本土只用語言、出生地、飲食習慣來和政治取態等界定的話，本土意識只會製造內部排斥、對立、撕裂，沒有產生共同社會想像。

第三，本土在香港是一個與中國關係的政治課題多於文化課題。尤其在大一統中國下，就本土的有關討論也變得政治化，而不是對香港前景開放的探討。例如，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不斷否定港獨言論，甚至以煽動叛國罪威嚇提出港獨者。在這種壓迫氣氛下，政治立場比實質對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思考來得重要。

神學對話

若香港教會是在、屬於和為香港的教會，香港教會沒有逃避本土意識的可能。事實上，本土意識挑戰香港教會長期的非歷史和非政治的宗教生活。尤其在雨傘運動期間，大部份香港教會是沉默，沒有立場，也不敢討論。教會被批評為「離地」，因為它沒有與香港市民同行，並一起掙扎。

第二，香港教會傾向以傳福音到地極作為思考的起點，以致香港教會較少注重它的本土性。然而，香港教會的傾向不是福音對本土的超越，而是對自己身份的淡化。那麼，教會如何在認識自身傾斜下，思考它是在、屬於和為香港的教會呢？

基本上，教會對本土的認識來自其普世（ecumenism）的本質。普世指教會合一，而這合一是藉著耶穌基督救贖而來，不是因意識形態、種族和其他而來。普世不會令教會的差異消失，反而普世肯定差異，欣賞差異。普世的差異代表各自的獨特性，指出教會需要以道成肉身投入在世的生活；普世的合一代表共同性（universality），指出教會不要看自己是絕對，要從自義中釋放。

普世的合一與獨特以一種創意性張力出現。初步看來，教會的普世是宗教事，但當眾生也是基督要救贖的對象時，教會的普世是眾生普世的象徵（約翰福音16～17章；以弗所書4章3～4節）。潘寧博（W. Pannenberg）說，若沒有同時與不同宗教和在政治世界發生的合一與多元，基督宗教的合一運動不能完成其使命。

教會的普世對香港教會和本土主義有甚麼意涵？

第一，雖然中國政府以不同方法滲透香港，但普世的獨特讓香港市民不需要只從反中國政府來認識香港，而可以從中心與邊陲關係中的邊陲認識香港。邊陲是一個地理概念，而非一個經濟概念，以致邊陲者需要認識和發展其獨特性。可惜的是，我們對邊陲的認識犯了兩個毛病。首先，我們將邊陲等同被邊緣，以致我們努力要配合和迎合中心。其次，我們習慣只從某特定中心認識邊陲，以致忽略邊陲可以跟其他邊陲建立關係。

第二，在本土意識的刺激下，普世的獨特性關乎一種視野，即從香港視野出發。所謂香港視野，就是在承認一國兩制的現實下，維護香港的獨特性，拒絕成為中國化的香港。早於2012年，程翔已表達香港面對四大危機：（一）「兩制」漸趨「一國化」；（二）意識形態「大陸化」；（三）「西環治港」常態化（西環指中國政府在香港辦事處的位置）；（四）治港班子「左派化」。從此看來，香港教會沒有選擇以中立形式在香港生活，因為教會對其獨特的體會與香港人本土意識有共通之處。

第三，基督宗教的普世指出，若獨特沒有合一指向，獨特就變為絕對和排他性。同樣，若本土意識沒有合一思維，它會淪為大香港主義和沙文主義（chauvinism），自我美化，甚至認為排斥是道理。事實上，它的排斥不只是對非本土者，更是對不接受本土意識的本土者。

今日，我們常說的香港社會撕裂，正因為缺乏普世的合一指向。在肯定本土意識所要表達的歸屬感之餘，教會有責任，並要有勇氣指出本土意識的限制，並與香港市民探索有普世性的本土意識。

神學是從基督宗教角度思考其周遭的事。然而，周遭的事不只是被反思的對象，更挑戰神學反思的內容。以上對本土意識與神學的普世的對話就是一例。

真與偽

在本土意識與神學普世對話下，雨傘運動高呼「我要真普選」的「真」有三個重要意涵。第一，一國兩制的一國不是普世的代表。它只有政治上的意涵，它是短暫的，沒有絕對性的。但當一國被看為不可挑戰的話，它已將其政治限制擴展到本體意義上。這是偽普世。

第二，不論愛國主義以中國還是香港作為對象，它容易成為一種沒有普世傾向的本土主義。上主國不必然反對愛國，但若愛國沒有多元和包容元素，這是偽本土。第三，普世的獨特與合一不純是一種概念，更是以真實的生活形態表現出來。那麼，對真的追尋不只限於普選，更要在社會政策，人與人的接觸中表現出那份尊重和對他者的承擔。我們須要從意識形態的討論進入到生活實踐。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8章32節）哈維爾展現出甚麼是活在真理中，昂山素姖活出甚麼是免於恐懼的自由，而耶穌基督是那真理者。教會與香港市民就共同踏上對「真」追尋之路。

（封面照片為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是香港灣仔地標之一；2014年9月28日晚間香港政府以催淚彈驅散和平佔中行動時，教堂第一時間打開大門提供庇護與祈禱的空間。）

作者簡介／龔立人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香港基督徒學會義務總幹事。主要教授課程包括公共神學、基督教倫理、宗教與社會及生命教育。
認為教會是一個政治實體，其責任是向世界見證上主國的價值。所以，教會是一場參與轉化世界的政治運動。牧者是政治家，宣揚上主國、建立以教會為基礎的地方工作、培養信徒的心之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