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真」的追寻——香港本土意识与神学普世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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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运动的基本诉求是「我要真普选」,因为中国政府提出的香港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只有选举权,但对被选权有不合理的控制。若以占领作为对雨伞运动的理解,雨伞运动于2014年12月15日结束了。但若雨伞运动是对「真」的追寻,以占领行动出现的雨伞运动只是第一章。

按当下香港情景,第二章就是关乎本土意识对「真」的另一种追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16节)那么,认识真理并学习在真理生活的教会,如何与它所在、属于,以及为香港,与香港市民一起寻「真」和见证「真」?本文尝试以香港本土意识与神学普世(ecumenism)作为对话基础。

本土意识与意识觉醒

香港岭南大学罗永生教授一文《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对香港本土意识有很详细的历史分析和评论,我想特别提出几点。第一,本土意识是关乎对香港的归属感。自1980年代香港九七问题出现和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的天安门事件,约10% 香港市民在1997年前已移民到海外;晓士(Richard Hughes) 早于1968年已说香港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

虽然我们不能简化地说,选择移民者对香港没有归属感或留下的90% 对香港有很重归属感,但雨伞运动期间很普遍的口号是:「自己香港自己救」、「生于乱世,有种责任」、「我系香港人」。这些口号在1997年前甚少听见的。他们反映香港市民对香港这地的归属感比以前加强了。

第二,1997年前,香港市民不只恐惧中国共产党,更自觉无力感,无法维护香港自身权利。雨伞运动是对这份无力感抗拒,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回应中国政府对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决定。虽然雨伞运动最终没有改变中国政府的决定,甚至有示威者因此变得犬儒,但随后的青年人参政、社会行动的活跃、本土意识的发展等反映香港市民没有因无力感而对自己和香港放弃。

第三,按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对香港市民身份认同的调查,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从1997年35% 到2015年40%,而其中18~29岁年龄组群从1997年44% 到2015年55%。至于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从1997年18%到2015年维持18%,而其中18~29岁年龄组群从1997年16% 到2015年7.6%。

除了香港人和中国人,调查还有在中国的香港人和中国人在香港的选项。以2015年为例,认为自己是在中国的香港人有27%,而中国人在香港有13%。这些数字反映本土意识在青年人中得到很高认同,而青年人与上一代对身份认同的差异可能进一步令社会撕裂。

本土意识的困惑

以上对本土意识的分析指出它跟香港市民的归属感、意识觉醒和世代之争的关系。跟着的课题是:如何在政治生活表达本土意识,并执权者如何解读本土意识?大致上,本土意识有四种表达:(一)香港独立;(二)自决和港人优先,其中牵涉公投;(三)香港成为高度自主和自给自足的城邦;(四)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争取民主。因着与中国政府的特殊关系,第一、二和三种表达皆被中国政府视为分离主义。

除了政治立场外,本土意识对香港人身份建构还有甚么具体内容?第一,很多时候,当下对香港人和本土的理解多是从不是中国人角度来理解。结果,本土只是一个空洞词汇,没有内容,甚至仍旧停在殖民意识之下,因为香港人仍在中国人框架下理解香港人。虽然从不是中国人认识香港人反映香港受中国化的威胁,但香港人仍要回答香港人是甚么。这种以不是中国人来认识香港人只会制造二元论和敌人。

第二,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1997年前如是,1997年后也是。从1997至2015年期间,从中国移民到香港的人占全港人口10%。他们不再是新来港人士,而是香港市民。那么,若本土只用语言、出生地、饮食习惯来和政治取态等界定的话,本土意识只会制造内部排斥、对立、撕裂,没有产生共同社会想像。

第三,本土在香港是一个与中国关系的政治课题多于文化课题。尤其在大一统中国下,就本土的有关讨论也变得政治化,而不是对香港前景开放的探讨。例如,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不断否定港独言论,甚至以煽动叛国罪威吓提出港独者。在这种压迫气氛下,政治立场比实质对本土意识和香港人思考来得重要。

神学对话

若香港教会是在、属于和为香港的教会,香港教会没有逃避本土意识的可能。事实上,本土意识挑战香港教会长期的非历史和非政治的宗教生活。尤其在雨伞运动期间,大部份香港教会是沉默,没有立场,也不敢讨论。教会被批评为「离地」,因为它没有与香港市民同行,并一起挣扎。

第二,香港教会倾向以传福音到地极作为思考的起点,以致香港教会较少注重它的本土性。然而,香港教会的倾向不是福音对本土的超越,而是对自己身份的淡化。那么,教会如何在认识自身倾斜下,思考它是在、属于和为香港的教会呢?

基本上,教会对本土的认识来自其普世(ecumenism)的本质。普世指教会合一,而这合一是借着耶稣基督救赎而来,不是因意识形态、种族和其他而来。普世不会令教会的差异消失,反而普世肯定差异,欣赏差异。普世的差异代表各自的独特性,指出教会需要以道成肉身投入在世的生活;普世的合一代表共同性(universality),指出教会不要看自己是绝对,要从自义中释放。

普世的合一与独特以一种创意性张力出现。初步看来,教会的普世是宗教事,但当众生也是基督要救赎的对象时,教会的普世是众生普世的象征(约翰福音16~17章;以弗所书4章3~4节)。潘宁博(W. Pannenberg)说,若没有同时与不同宗教和在政治世界发生的合一与多元,基督宗教的合一运动不能完成其使命。

教会的普世对香港教会和本土主义有甚么意涵?

第一,虽然中国政府以不同方法渗透香港,但普世的独特让香港市民不需要只从反中国政府来认识香港,而可以从中心与边陲关系中的边陲认识香港。边陲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一个经济概念,以致边陲者需要认识和发展其独特性。可惜的是,我们对边陲的认识犯了两个毛病。首先,我们将边陲等同被边缘,以致我们努力要配合和迎合中心。其次,我们习惯只从某特定中心认识边陲,以致忽略边陲可以跟其他边陲建立关系。

第二,在本土意识的刺激下,普世的独特性关乎一种视野,即从香港视野出发。所谓香港视野,就是在承认一国两制的现实下,维护香港的独特性,拒绝成为中国化的香港。早于2012年,程翔已表达香港面对四大危机:(一)「两制」渐趋「一国化」;(二)意识形态「大陆化」;(三)「西环治港」常态化(西环指中国政府在香港办事处的位置);(四)治港班子「左派化」。从此看来,香港教会没有选择以中立形式在香港生活,因为教会对其独特的体会与香港人本土意识有共通之处。

第三,基督宗教的普世指出,若独特没有合一指向,独特就变为绝对和排他性。同样,若本土意识没有合一思维,它会沦为大香港主义和沙文主义(chauvinism),自我美化,甚至认为排斥是道理。事实上,它的排斥不只是对非本土者,更是对不接受本土意识的本土者。

今日,我们常说的香港社会撕裂,正因为缺乏普世的合一指向。在肯定本土意识所要表达的归属感之余,教会有责任,并要有勇气指出本土意识的限制,并与香港市民探索有普世性的本土意识。

神学是从基督宗教角度思考其周遭的事。然而,周遭的事不只是被反思的对象,更挑战神学反思的内容。以上对本土意识与神学的普世的对话就是一例。

真与伪

在本土意识与神学普世对话下,雨伞运动高呼「我要真普选」的「真」有三个重要意涵。第一,一国两制的一国不是普世的代表。它只有政治上的意涵,它是短暂的,没有绝对性的。但当一国被看为不可挑战的话,它已将其政治限制扩展到本体意义上。这是伪普世。

第二,不论爱国主义以中国还是香港作为对象,它容易成为一种没有普世倾向的本土主义。上主国不必然反对爱国,但若爱国没有多元和包容元素,这是伪本土。第三,普世的独特与合一不纯是一种概念,更是以真实的生活形态表现出来。那么,对真的追寻不只限于普选,更要在社会政策,人与人的接触中表现出那份尊重和对他者的承担。我们须要从意识形态的讨论进入到生活实践。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章32节)哈维尔展现出甚么是活在真理中,昂山素姖活出甚么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耶稣基督是那真理者。教会与香港市民就共同踏上对「真」追寻之路。

(封面照片为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是香港湾仔地标之一;2014年9月28日晚间香港政府以催泪弹驱散和平占中行动时,教堂第一时间打开大门提供庇护与祈祷的空间。)

作者简介/龚立人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香港基督徒学会义务总干事。主要教授课程包括公共神学、基督教伦理、宗教与社会及生命教育。
认为教会是一个政治实体,其责任是向世界见证上主国的价值。所以,教会是一场参与转化世界的政治运动。牧者是政治家,宣扬上主国、建立以教会为基础的地方工作、培养信徒的心之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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