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真」的追寻——香港本土意识与神学普世的对话

雨伞运动的基本诉求是「我要真普选」，因为中国政府提出的香港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只有选举权，但对被选权有不合理的控制。若以占领作为对雨伞运动的理解，雨伞运动于2014年12月15日结束了。但若雨伞运动是对「真」的追寻，以占领行动出现的雨伞运动只是第一章。

按当下香港情景，第二章就是关乎本土意识对「真」的另一种追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16节）那么，认识真理并学习在真理生活的教会，如何与它所在、属于，以及为香港，与香港市民一起寻「真」和见证「真」？本文尝试以香港本土意识与神学普世（ecumenism）作为对话基础。

本土意识与意识觉醒

香港岭南大学罗永生教授一文《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对香港本土意识有很详细的历史分析和评论，我想特别提出几点。第一，本土意识是关乎对香港的归属感。自1980年代香港九七问题出现和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的天安门事件，约10% 香港市民在1997年前已移民到海外；晓士（Richard Hughes） 早于1968年已说香港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

虽然我们不能简化地说，选择移民者对香港没有归属感或留下的90% 对香港有很重归属感，但雨伞运动期间很普遍的口号是：「自己香港自己救」、「生于乱世，有种责任」、「我系香港人」。这些口号在1997年前甚少听见的。他们反映香港市民对香港这地的归属感比以前加强了。

第二，1997年前，香港市民不只恐惧中国共产党，更自觉无力感，无法维护香港自身权利。雨伞运动是对这份无力感抗拒，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回应中国政府对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决定。虽然雨伞运动最终没有改变中国政府的决定，甚至有示威者因此变得犬儒，但随后的青年人参政、社会行动的活跃、本土意识的发展等反映香港市民没有因无力感而对自己和香港放弃。

第三，按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对香港市民身份认同的调查，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从1997年35% 到2015年40%，而其中18～29岁年龄组群从1997年44% 到2015年55%。至于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从1997年18%到2015年维持18%，而其中18～29岁年龄组群从1997年16% 到2015年7.6%。

除了香港人和中国人，调查还有在中国的香港人和中国人在香港的选项。以2015年为例，认为自己是在中国的香港人有27%，而中国人在香港有13%。这些数字反映本土意识在青年人中得到很高认同，而青年人与上一代对身份认同的差异可能进一步令社会撕裂。

本土意识的困惑

以上对本土意识的分析指出它跟香港市民的归属感、意识觉醒和世代之争的关系。跟着的课题是：如何在政治生活表达本土意识，并执权者如何解读本土意识？大致上，本土意识有四种表达：（一）香港独立；（二）自决和港人优先，其中牵涉公投；（三）香港成为高度自主和自给自足的城邦；（四）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争取民主。因着与中国政府的特殊关系，第一、二和三种表达皆被中国政府视为分离主义。

除了政治立场外，本土意识对香港人身份建构还有甚么具体内容？第一，很多时候，当下对香港人和本土的理解多是从不是中国人角度来理解。结果，本土只是一个空洞词汇，没有内容，甚至仍旧停在殖民意识之下，因为香港人仍在中国人框架下理解香港人。虽然从不是中国人认识香港人反映香港受中国化的威胁，但香港人仍要回答香港人是甚么。这种以不是中国人来认识香港人只会制造二元论和敌人。

第二，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1997年前如是，1997年后也是。从1997至2015年期间，从中国移民到香港的人占全港人口10%。他们不再是新来港人士，而是香港市民。那么，若本土只用语言、出生地、饮食习惯来和政治取态等界定的话，本土意识只会制造内部排斥、对立、撕裂，没有产生共同社会想像。

第三，本土在香港是一个与中国关系的政治课题多于文化课题。尤其在大一统中国下，就本土的有关讨论也变得政治化，而不是对香港前景开放的探讨。例如，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不断否定港独言论，甚至以煽动叛国罪威吓提出港独者。在这种压迫气氛下，政治立场比实质对本土意识和香港人思考来得重要。

神学对话

若香港教会是在、属于和为香港的教会，香港教会没有逃避本土意识的可能。事实上，本土意识挑战香港教会长期的非历史和非政治的宗教生活。尤其在雨伞运动期间，大部份香港教会是沉默，没有立场，也不敢讨论。教会被批评为「离地」，因为它没有与香港市民同行，并一起挣扎。

第二，香港教会倾向以传福音到地极作为思考的起点，以致香港教会较少注重它的本土性。然而，香港教会的倾向不是福音对本土的超越，而是对自己身份的淡化。那么，教会如何在认识自身倾斜下，思考它是在、属于和为香港的教会呢？

基本上，教会对本土的认识来自其普世（ecumenism）的本质。普世指教会合一，而这合一是借着耶稣基督救赎而来，不是因意识形态、种族和其他而来。普世不会令教会的差异消失，反而普世肯定差异，欣赏差异。普世的差异代表各自的独特性，指出教会需要以道成肉身投入在世的生活；普世的合一代表共同性（universality），指出教会不要看自己是绝对，要从自义中释放。

普世的合一与独特以一种创意性张力出现。初步看来，教会的普世是宗教事，但当众生也是基督要救赎的对象时，教会的普世是众生普世的象征（约翰福音16～17章；以弗所书4章3～4节）。潘宁博（W. Pannenberg）说，若没有同时与不同宗教和在政治世界发生的合一与多元，基督宗教的合一运动不能完成其使命。

教会的普世对香港教会和本土主义有甚么意涵？

第一，虽然中国政府以不同方法渗透香港，但普世的独特让香港市民不需要只从反中国政府来认识香港，而可以从中心与边陲关系中的边陲认识香港。边陲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一个经济概念，以致边陲者需要认识和发展其独特性。可惜的是，我们对边陲的认识犯了两个毛病。首先，我们将边陲等同被边缘，以致我们努力要配合和迎合中心。其次，我们习惯只从某特定中心认识边陲，以致忽略边陲可以跟其他边陲建立关系。

第二，在本土意识的刺激下，普世的独特性关乎一种视野，即从香港视野出发。所谓香港视野，就是在承认一国两制的现实下，维护香港的独特性，拒绝成为中国化的香港。早于2012年，程翔已表达香港面对四大危机：（一）「两制」渐趋「一国化」；（二）意识形态「大陆化」；（三）「西环治港」常态化（西环指中国政府在香港办事处的位置）；（四）治港班子「左派化」。从此看来，香港教会没有选择以中立形式在香港生活，因为教会对其独特的体会与香港人本土意识有共通之处。

第三，基督宗教的普世指出，若独特没有合一指向，独特就变为绝对和排他性。同样，若本土意识没有合一思维，它会沦为大香港主义和沙文主义（chauvinism），自我美化，甚至认为排斥是道理。事实上，它的排斥不只是对非本土者，更是对不接受本土意识的本土者。

今日，我们常说的香港社会撕裂，正因为缺乏普世的合一指向。在肯定本土意识所要表达的归属感之余，教会有责任，并要有勇气指出本土意识的限制，并与香港市民探索有普世性的本土意识。

神学是从基督宗教角度思考其周遭的事。然而，周遭的事不只是被反思的对象，更挑战神学反思的内容。以上对本土意识与神学的普世的对话就是一例。

真与伪

在本土意识与神学普世对话下，雨伞运动高呼「我要真普选」的「真」有三个重要意涵。第一，一国两制的一国不是普世的代表。它只有政治上的意涵，它是短暂的，没有绝对性的。但当一国被看为不可挑战的话，它已将其政治限制扩展到本体意义上。这是伪普世。

第二，不论爱国主义以中国还是香港作为对象，它容易成为一种没有普世倾向的本土主义。上主国不必然反对爱国，但若爱国没有多元和包容元素，这是伪本土。第三，普世的独特与合一不纯是一种概念，更是以真实的生活形态表现出来。那么，对真的追寻不只限于普选，更要在社会政策，人与人的接触中表现出那份尊重和对他者的承担。我们须要从意识形态的讨论进入到生活实践。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章32节）哈维尔展现出甚么是活在真理中，昂山素姖活出甚么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耶稣基督是那真理者。教会与香港市民就共同踏上对「真」追寻之路。

（封面照片为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是香港湾仔地标之一；2014年9月28日晚间香港政府以催泪弹驱散和平占中行动时，教堂第一时间打开大门提供庇护与祈祷的空间。）

作者简介／龚立人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香港基督徒学会义务总干事。主要教授课程包括公共神学、基督教伦理、宗教与社会及生命教育。
认为教会是一个政治实体，其责任是向世界见证上主国的价值。所以，教会是一场参与转化世界的政治运动。牧者是政治家，宣扬上主国、建立以教会为基础的地方工作、培养信徒的心之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