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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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今週刊》一篇〈教改不願面對的真相〉的報導中,引述臺灣師範大學的教育調查報告,指臺灣估計有近20萬國中小的孩子,基本學力嚴重落後,連加減乘除都不會;而這些低表現的學生,並不全然來自一般人想像的偏鄉、原住民或新移民的孩子;反而多半來自城鎮中經濟弱勢的家庭。

這是一份值得注意的調查,但是在媒體的「標題殺人法」下,卻硬生生的將學力低下的矛頭指向「教改」;試圖導引讀者以為這些教育學力低下的孩子,之所以翻身無望,是因為教改所致。

然而,已有學者以長時間的資料調查指出:無關考試與否,誰會是國立大學,甚至是台大學生,其實上在大學前就已經被學生所處的家庭、城鎮所「決定」。影響一個學生能否讀大學,讀什麼大學的主要因素,並非聯招也不是多元入學。即便是聯考時代,擁有較多資源與優勢家庭的孩子,也有更多的時間與金錢,額外「裝備」考大學的「武器」。所謂「公平」的考試,其實出發點早已是不平等。

著名的美國公共政策學者Robert Putnam,以橫跨美國社會50年的統計資料和訪談,指出了家庭的貧富差距之所以造成教育落差,更深層且複雜的原因是富人與窮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日漸隔離,人們越來越難接觸到與自己不同階級的人。

Putnam在《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一書中,看到了美國社區越來越單一,人與人之間也越來越無法相互連結與扶持的景況。

50年下來,美國現在的窮人與富人越來越各自集中住在相同階級屬性的社區裡,上各自的學校,交各自相同屬性的朋友。當不同階級之間的孩子不再交流、不再彼此認識時,也就沒有了彼此幫助可能,缺少了向上流動的機會,進而造成了貧富階級的「世襲」。

雖說美國的處境不能等同於台灣的現況,但Putnam的研究再次表明,教育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人翻身的機會,不是只靠固有的學校教育體制,或什麼樣的入學方法,而是需要家庭、社區和社會各個層面的整體配合。這些配合,除了有賴於完整政策的制訂外,更重要的其實還是不同階級的人之間能夠有更多的連結與交流,能夠一起生活,在同一個社區、同一個學校;也就是一個多元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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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與我們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一直都不是人類的「本性」。我們總是在有意無意間習慣跟相同屬性的人相處,也在有意無意間迴避了和不同的人相遇。當貧富差距擴大,有錢人有更多選擇的力量時,也就習慣性的和與自己相同的人當鄰居。這使得社區與學校不再多樣化,也因著貧富,就在人與人之間築起一道牆、一道壁壘。

聖經告訴我們,基督「拆毀中間隔斷的牆」,讓不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都能因信基督而得救。同樣的,任何對社會多樣性的破壞,在人與人之間所築的牆,也都應當被基督的愛所拆毀。多元與多樣,一直都是初代教會作為基督群體的表徵,因為在這信仰的共同體中,不分猶太人還是外邦人,男人或女人,為奴的或自主的,貧窮或富有的……都一同在基督的愛中生活。也因著他們這樣不分彼此的生活,就「沒有一個有缺乏的」。(使徒行傳4章34節)

今天,當台灣的教會面對這些面對學力低下的孩子時,不能將其歸咎於以「個人」的不努力,或是某種心理學式的「原生家庭」問題。因為「個人」之所以「不努力」;「家庭」之所以無法維繫,往往都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社會支持系統的瓦解相關。

教會當做的,不是急著以某種道德觀點,去評斷這些孩子的父母或家庭。而是應當反省,教會是否和這些孩子站在一起?作為一個基督徒,是否也和世界一樣,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和我們一樣階級屬性的社區、學校中?我們的教會,是否足夠多元、足夠以基督的愛,彼此接納、包容和我們不同的人?

就好比Putnam書中所說的:這些貧窮的孩子,不僅僅是我們的一份子,而我們也是他們的一份子,他們是我們的孩子。讓我們以實際的行動完全地和這些弱勢家庭的孩子在一起,成為他們與神、與人的連結。好叫我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哥林多後書8章14節)

作者簡介/游任濱
自由創作者,嘉義人,中華福音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M.C.S),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候選人,嘉義鄉下小教會的平信徒。
一個喜歡閱讀、思考、對話,更用了過去5年大部分時間,陪伴孩子,用行動證明如何在忙碌的現代社會,用基督的愛教養孩子的青壯年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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