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今週刊》一篇〈教改不願面對的真相〉的報導中，引述臺灣師範大學的教育調查報告，指臺灣估計有近20萬國中小的孩子，基本學力嚴重落後，連加減乘除都不會；而這些低表現的學生，並不全然來自一般人想像的偏鄉、原住民或新移民的孩子；反而多半來自城鎮中經濟弱勢的家庭。
這是一份值得注意的調查，但是在媒體的「標題殺人法」下，卻硬生生的將學力低下的矛頭指向「教改」；試圖導引讀者以為這些教育學力低下的孩子，之所以翻身無望，是因為教改所致。
然而，已有學者以長時間的資料調查指出：無關考試與否，誰會是國立大學，甚至是台大學生，其實上在大學前就已經被學生所處的家庭、城鎮所「決定」。影響一個學生能否讀大學，讀什麼大學的主要因素，並非聯招也不是多元入學。即便是聯考時代，擁有較多資源與優勢家庭的孩子，也有更多的時間與金錢，額外「裝備」考大學的「武器」。所謂「公平」的考試，其實出發點早已是不平等。
著名的美國公共政策學者Robert Putnam，以橫跨美國社會50年的統計資料和訪談，指出了家庭的貧富差距之所以造成教育落差，更深層且複雜的原因是富人與窮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日漸隔離，人們越來越難接觸到與自己不同階級的人。
Putnam在《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一書中，看到了美國社區越來越單一，人與人之間也越來越無法相互連結與扶持的景況。
50年下來，美國現在的窮人與富人越來越各自集中住在相同階級屬性的社區裡，上各自的學校，交各自相同屬性的朋友。當不同階級之間的孩子不再交流、不再彼此認識時，也就沒有了彼此幫助可能，缺少了向上流動的機會，進而造成了貧富階級的「世襲」。
雖說美國的處境不能等同於台灣的現況，但Putnam的研究再次表明，教育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人翻身的機會，不是只靠固有的學校教育體制，或什麼樣的入學方法，而是需要家庭、社區和社會各個層面的整體配合。這些配合，除了有賴於完整政策的制訂外，更重要的其實還是不同階級的人之間能夠有更多的連結與交流，能夠一起生活，在同一個社區、同一個學校；也就是一個多元的環境。
只是，與我們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一直都不是人類的「本性」。我們總是在有意無意間習慣跟相同屬性的人相處，也在有意無意間迴避了和不同的人相遇。當貧富差距擴大，有錢人有更多選擇的力量時，也就習慣性的和與自己相同的人當鄰居。這使得社區與學校不再多樣化，也因著貧富，就在人與人之間築起一道牆、一道壁壘。
聖經告訴我們，基督「拆毀中間隔斷的牆」，讓不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都能因信基督而得救。同樣的，任何對社會多樣性的破壞，在人與人之間所築的牆，也都應當被基督的愛所拆毀。多元與多樣，一直都是初代教會作為基督群體的表徵，因為在這信仰的共同體中，不分猶太人還是外邦人，男人或女人，為奴的或自主的，貧窮或富有的……都一同在基督的愛中生活。也因著他們這樣不分彼此的生活，就「沒有一個有缺乏的」。（使徒行傳4章34節）
今天，當台灣的教會面對這些面對學力低下的孩子時，不能將其歸咎於以「個人」的不努力，或是某種心理學式的「原生家庭」問題。因為「個人」之所以「不努力」；「家庭」之所以無法維繫，往往都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社會支持系統的瓦解相關。
教會當做的，不是急著以某種道德觀點，去評斷這些孩子的父母或家庭。而是應當反省，教會是否和這些孩子站在一起？作為一個基督徒，是否也和世界一樣，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和我們一樣階級屬性的社區、學校中？我們的教會，是否足夠多元、足夠以基督的愛，彼此接納、包容和我們不同的人？
就好比Putnam書中所說的：這些貧窮的孩子，不僅僅是我們的一份子，而我們也是他們的一份子，他們是我們的孩子。讓我們以實際的行動完全地和這些弱勢家庭的孩子在一起，成為他們與神、與人的連結。好叫我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哥林多後書8章14節）
作者簡介／游任濱
自由創作者，嘉義人，中華福音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M.C.S），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候選人，嘉義鄉下小教會的平信徒。
一個喜歡閱讀、思考、對話，更用了過去5年大部分時間，陪伴孩子，用行動證明如何在忙碌的現代社會，用基督的愛教養孩子的青壯年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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