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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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今周刊》一篇〈教改不愿面对的真相〉的报导中,引述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调查报告,指台湾估计有近20万国中小的孩子,基本学力严重落后,连加减乘除都不会;而这些低表现的学生,并不全然来自一般人想像的偏乡、原住民或新移民的孩子;反而多半来自城镇中经济弱势的家庭。

这是一份值得注意的调查,但是在媒体的「标题杀人法」下,却硬生生的将学力低下的矛头指向「教改」;试图导引读者以为这些教育学力低下的孩子,之所以翻身无望,是因为教改所致。

然而,已有学者以长时间的资料调查指出:无关考试与否,谁会是国立大学,甚至是台大学生,其实上在大学前就已经被学生所处的家庭、城镇所「决定」。影响一个学生能否读大学,读什么大学的主要因素,并非联招也不是多元入学。即便是联考时代,拥有较多资源与优势家庭的孩子,也有更多的时间与金钱,额外「装备」考大学的「武器」。所谓「公平」的考试,其实出发点早已是不平等。

著名的美国公共政策学者Robert Putnam,以横跨美国社会50年的统计资料和访谈,指出了家庭的贫富差距之所以造成教育落差,更深层且复杂的原因是富人与穷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日渐隔离,人们越来越难接触到与自己不同阶级的人。

Putnam在《阶级世代:穷小孩与富小孩的机会不平等》一书中,看到了美国社区越来越单一,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无法相互连结与扶持的景况。

50年下来,美国现在的穷人与富人越来越各自集中住在相同阶级属性的社区里,上各自的学校,交各自相同属性的朋友。当不同阶级之间的孩子不再交流、不再彼此认识时,也就没有了彼此帮助可能,缺少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进而造成了贫富阶级的「世袭」。

虽说美国的处境不能等同于台湾的现况,但Putnam的研究再次表明,教育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人翻身的机会,不是只靠固有的学校教育体制,或什么样的入学方法,而是需要家庭、社区和社会各个层面的整体配合。这些配合,除了有赖于完整政策的制订外,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不同阶级的人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与交流,能够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学校;也就是一个多元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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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与我们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一直都不是人类的「本性」。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习惯跟相同属性的人相处,也在有意无意间回避了和不同的人相遇。当贫富差距扩大,有钱人有更多选择的力量时,也就习惯性的和与自己相同的人当邻居。这使得社区与学校不再多样化,也因着贫富,就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一道墙、一道壁垒。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让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能因信基督而得救。同样的,任何对社会多样性的破坏,在人与人之间所筑的墙,也都应当被基督的爱所拆毁。多元与多样,一直都是初代教会作为基督群体的表征,因为在这信仰的共同体中,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男人或女人,为奴的或自主的,贫穷或富有的……都一同在基督的爱中生活。也因着他们这样不分彼此的生活,就「没有一个有缺乏的」。(使徒行传4章34节)

今天,当台湾的教会面对这些面对学力低下的孩子时,不能将其归咎于以「个人」的不努力,或是某种心理学式的「原生家庭」问题。因为「个人」之所以「不努力」;「家庭」之所以无法维系,往往都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瓦解相关。

教会当做的,不是急着以某种道德观点,去评断这些孩子的父母或家庭。而是应当反省,教会是否和这些孩子站在一起?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否也和世界一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和我们一样阶级属性的社区、学校中?我们的教会,是否足够多元、足够以基督的爱,彼此接纳、包容和我们不同的人?

就好比Putnam书中所说的:这些贫穷的孩子,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份子,而我们也是他们的一份子,他们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以实际的行动完全地和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在一起,成为他们与神、与人的连结。好叫我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哥林多后书8章14节)

作者简介/游任滨
自由创作者,嘉义人,中华福音神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M.C.S),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博士候选人,嘉义乡下小教会的平信徒。
一个喜欢阅读、思考、对话,更用了过去5年大部分时间,陪伴孩子,用行动证明如何在忙碌的现代社会,用基督的爱教养孩子的青壮年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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