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鳳崗：中國能找到宗教治理新思維嗎？

4月下旬中共中央舉行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國際媒體對此頗為關注，幾乎所有的報導和評論都指出，會議釋放出了收緊宗教管制的信號。不過，我個人覺得，這場多次被推遲的會議所釋放出的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信息是：中共高層認為，現有的宗教理論還需要得到發展，宗教工作水平需要得到全面提高。

就官方的宗教理論而言，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共是有明確的宗教理論的，即宗教的「五性」說——承認宗教的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複雜性、長期性。在這個理論基礎上，中共中央出台了1982年19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為五大宗教的恢復重建提供了有限度的自由空間。

雖然19號文件堅守無神論，但基本上是一種「啟蒙的無神論」，即認為當前社會條件決定了宗教必然長期存在，信教群眾是團結的對象，中共所應做和能做的，就是進行無神論的宣傳和教育，「啟蒙」大眾放棄或遠離宗教信仰。不過，由於改革開放的中心任務及其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的影響，使得無神論宣傳教育並沒有有效地施行。

但是，1989年的政治事件後，特別是1999年法輪功事件後，面對國內和國際新的形勢，中共中央深感有必要更新宗教理論，並且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這也是耗資巨大的馬克思主義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個階段的官方理論努力，雖然有效瓦解了宗教「五性」說，但除此之外並無新的建樹，只不過更多地採納列寧和斯大林對於宗教的論述，即對於宗教要進行堅持不懈的政治鬥爭，從改革開放初期「啟蒙的無神論」轉向了「戰鬥的無神論」。

在此期間，官方尤其強調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解體過程中的宗教因素，認定宗教是共產黨政權的異己勢力，強調宗教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反復強調共產黨員絕對不能信仰宗教。這種理論通過中共黨校和國家行政學院系統，得以在中上層黨政幹部中廣泛傳播，其政治影響廣泛而又深遠。

與此同時，學院派的宗教理論建搆一度趨向開放。在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曾經就馬克思有關「宗教是鴉片」的論述進行過激烈爭論。其中有些很有影響的學者，一度主張「宗教鴉片論」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基石，後來放棄這種觀點，轉而吸收近現代西方宗教社會科學理論，平衡看待宗教正反兩個方面的社會功能，承認宗教對於社會也可能有積極功能。同時，宗教領袖提出的「宗教是文化」的宗教文化論，也得到學院派學者的呼應，這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不過，這些學院派學者面對廣大信教群眾，依然是居高臨下地認為，宗教信仰是愚昧落後的，常常喜歡指出，宗教信徒中老年人多、婦女多、文盲多、農民多。只不過，他們不主張用政治方式打擊壓制宗教，而是主張對信徒進行啟蒙教育和引導。

其實，在江澤民任期的最後兩年，他似乎一度有意建搆更加開放的宗教理論，擺脫宗教工作上的被動局面，甚至不惜擺脫馬、恩、列、斯既有論述的束縛。但是，主管宗教工作的官方理論家們進行了消極抵抗。只有一位並非宗教問題專家的青年理論人潘岳，在《深圳特區報》發表了一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認為中共應該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善待宗教信徒，結果卻招致官方理論家們的一致聲討和封殺。

後來，有學者進一步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是溫和的無神論者，主張真誠尊重人們的宗教信仰自由，通過社會改革和發展來逐步消除宗教信仰所賴以存在的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當物質文明得到極大發展之後，宗教就會自然而然地消亡。但是，溫和的無神論提出後，立即被主管宗教工作的權力部門打入冷宮，不許在報刊上公開討論。與此同時，戰鬥的無神論者卻異常活躍起來，四面出擊，點名道姓地批判宗教和宗教學研究。

在戰鬥的無神論猛力攻擊下，學院派宗教研究者陷入被動，最先是沉默不言，後來則被迫公開表態，在宗教問題上向左傾斜。也有人主動投其所好，在看到戰鬥的無神論和官方理論家們對基督教發展倍感警覺時，便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宗教生態失衡論」，公開鼓吹用「土教」壓「洋教」，呼吁國家扶持佛教、道教、儒教以及民間宗教，以便抑制基督教的迅速發展。只不過，這種民族主義的策略性理論，與高唱英特納雄耐爾的馬克思主義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因此在官方定調報告中實在拿不上台面。

與此同時，在反宗教滲透的口號聲中，有些人勉強提出「宗教中國化」的策論，公開要求基督教必須向歷史上的佛教學習，從「沙門不拜王者」的原則，轉變為「不依國主佛法不興」的心態，調整教義，改造神學。「中國化」的說法雖然被習近平的正式報告所採納，但是語意模糊，其本意或許是瞞天過海，結果卻是欲蓋彌彰。其實，在文化和社會層面，基督教早已得到充分中國化，廣泛融入中國社會之中，不然我們無法解釋基督教為何會如此迅速地發展。問題的關鍵不是基督教還不夠中國化，而是接受了戰鬥的無神論理論的黨政幹部，與基督教之間仍存在較大的張力。

總之，中共在宗教方面的種種現有理論和策論實在難以令人滿意，但卻不得不將其收納於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定調報告中，這實在是無奈之舉。在宗教問題上，中共要想走出當前這種困局，的確需要取得宗教理論上的突破性發展。沒有理論的發展，宗教工作崗位上的黨政幹部們無論怎樣努力提高水平，恐怕都難以取得治理的成效。

（本文授權轉載自FT中文網，經編輯校訂）

作者簡介／楊鳳崗

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教授、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