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洲社會同時面臨來自鄰近地區的難民潮和伊斯蘭極端份子的恐怖威脅之際，歐洲的基督教教會是如何面對這樣的處境呢？歐洲教會和這些崛起的右派勢力是否又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關聯？
其實，經歷過兩次大戰摧殘的歐洲，教會對於政治問題是高度謹慎的。主流的歐洲教會大致除了在特定關於宗教倫理上的議題（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墮胎等）仍有分歧之外，在關於民主、人權和人道等問題上具有高度共識。在東歐共黨政權垮台的過程中，天主教會在東德和波蘭等國都曾扮演過關鍵角色。
近年來湧入歐洲的難民潮確實使得部分歐洲人感到恐懼，即使是基督徒都也必須顧慮到自己生存環境受到的衝擊。面對這個巨大衝擊，大部分的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都做出了積極正面的回應，除了以教會之力在難民聚集的城鎮提供各種協助之外，教會所屬的慈善組織也積極投入人道救援工作。
相對於此，仍有少數教會人士以捍衛信仰之名或援引基督教教義，抗拒對難民進行人道救援，進而訴求排外的主張。
歐洲基督教會對難民問題的積極回應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擔任教宗之後，第一個在羅馬之外的行程便是前往義大利在地中海的蘭佩杜薩島（Lampedusa）探望由北非渡船而來的難民，批判這個富裕的世界對於難民的苦難缺乏關懷，並嚴厲地指責這是「冷漠的全球化」。
時隔近三年，難民問題日益嚴重，當德國總理因為去年歡迎難民的政策而身陷國內反對聲浪之際，許多歐洲國家的右派在近幾次選舉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支持度（如上個月的奧地利總統選舉）。
為了因應這股抵擋難民的政治浪潮，教宗再度踏上探訪難民的旅程。這次他造訪了希臘的萊斯沃斯島（Lesbos），除了帶回12名敘利亞難民回梵諦岡之外，也向難民傳達「你們並不孤單」的訊息。教宗並且呼籲天主教教區盡可能開放給難民使用。
（2016年4月，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前往希臘的萊斯沃斯島（Lesbos）探望難民，向其傳達「你們並不孤單」的訊息。）
除此之外，原本就致力透過社會服務幫助窮人和難民的天主教國際人道組織「國際明愛」（Caritas International），在難民的人道救援當中也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在義大利境內和蘭佩杜薩島、法國的加萊（Calais）、希臘的萊斯沃斯島、英國境內，該組織都為難民提供了實質的援助。
（2015年1月，德國東部「歐洲愛國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PEGIDA〕的遊行中，出現十字架，顯示有部分基督徒支持這個運動。）
少數右派基督徒的排外態度
相對於歐洲主要教會對於難民的人道關懷和人道救援，仍有為數不多的基督徒站在反對接納難民的立場。在義大利，現任極右派民族主義政黨「北方聯盟」（Northern League）領袖、同時也是歐洲議會議員的薩維尼（Matteo Salvini）曾表示，作為一位天主教徒，他認為義大利人應該將自己的利益放在優先的地位，因此，對於非法移民必須加以嚴格管制。他所表達的想法其實存在於部分義大利天主教徒心中。
在德國，儘管大部分的教會領袖對「歐洲愛國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PEGIDA）都抱持著譴責的態度，在該運動遊行的夜晚，許多城市的教堂甚至熄燈以表示對於該運動的反對態度。然而，仍有部分天主教神父和信徒支持這場運動。
一位慕尼黑教區的神父史培特林（Paul Spätling）不僅參與該運動，更表示：歐洲已經花了1000多年在對抗伊斯蘭教了，為了讓歐洲不至於伊斯蘭化，他反對伊斯蘭在德國占有一席之地。史培特林的發言隨後遭到教區的反駁，認為他的說法和基督教信仰所要傳達的「愛、仁慈與包容」的信息背道而馳。因此，該教區禁止其繼續講道。
誰是「真台灣人」？誰是「真歐洲人」？誰是「真猶太人」？
寫作這篇文章時，台灣社會正好有一位婦人當街以情緒化的口氣，怒罵老榮民為「中國難民」，並要他「滾回去」。此事引發整個社會的廣泛討論。這令我們不得不感嘆，每個時代、每個社會，時常都在面臨「誰是真○○人」的問題。
極右派運動常使用的修辭是「我們／他們」的二分法，放在各國的脈絡中，就呈現出排外主義和極端的民族主義。近日台灣的怒罵「中國難民」事件是如此，德國的「歐洲愛國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也是如此。兩者的共同邏輯是：藉由界定一個外部的「他者」，來強調「我群」是和前者格格不入的。因此，抗拒「他者」存在於「我群」中，就成了接下來的訴求。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待這事，其實正好就是使徒保羅在近2000年前就面臨的問題：「誰是真猶太人？」當保羅結束其第三次宣教旅程，回到了耶路撒冷時，他在聖殿被猶太人捉住，對著他喊打喊殺。猶太人對保羅的指控是，保羅不僅把福音傳給希臘人，而且還背棄了摩西割禮的儀式。保羅在受審的過程中，不斷為自己申辯。
對於誰才是「真猶太人」，保羅在羅馬書中明確回應：「因為表面上作猶太人的並不是猶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禮也不是割禮。唯有在內心作猶太人的才是猶太人；割禮也是心裡的，是靠著聖靈而不是靠著儀文。這樣的人所受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而是從 神來的。」（羅馬書2章28～29節）在保羅看來，猶太人的自滿，來自於透過割禮等儀式來確認自己作為「神的選民」的身份。
然而，他提醒所有人，重點不是儀式而是心態、是信仰的本質，才決定一個人是不是「神的選民」，是不是「真猶太人」。在神的面前，所有人「都是在罪惡之下」（羅馬書3章9節）保羅最終，得出「因信稱義」的信仰基礎：「因為我們認定，人稱義是由於信，並不是靠行律法。」（羅馬書3章28節）
從保羅面對何為「真猶太人」的回應，我們彷彿看到一面鏡子。當我們對於耶穌和保羅時代，猶太人過度自我中心的「選民意識」感到嗤之以鼻之際，這樣的歷史，正在我們當代以多種不同的形式重新上演。
歐洲長達數世紀存在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在納粹屠殺猶太人那一段時間達到了高峰，因為納粹認為德國人才是真正的選民。當前歐洲在面臨難民潮之際，就以保存歐洲文化不被伊斯蘭文化入侵為由，排斥來自伊斯蘭世界的移民，即使這些移民大部分都善良且無助；因為這些歐洲極右派人士認為歐洲是他們自己的，他們才配稱為「真歐洲人」。
在二戰後的台灣，因為戰亂的不可抗力緣由、以及因為統治者的統治方式不當，而造成的「省籍／族群」衝突，在台灣社會時而上演；這造成衝突的因子，也是因為特定一方認定自己才是「真台灣人」或「真中國人」。
「誰是真○○人」？這是對每個時代、每個情形下的所有人進行的永恆拷問。除了神以外，沒有人知道。人們所能做的，是用愛心去接納每個我們所面對的人，尤其是那最卑微的人。正如同耶穌的提醒：「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個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馬太福音25章40節）
※系列文章：反思歐洲右派勢力的崛起-1
作者簡介／廖斌洲
台灣大學政治所博士候選人，主要關注的議題為近代民主思想、當代中國民權運動；額外的興趣為政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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