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办案,谈奥兰多攻击的诠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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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日前发生恐怖攻击事件,枪手马丁(Omar Mateen)至当地著名的同性恋夜总会「脉动」(Pulse)大肆屠杀,造成近似小规模战役的重大伤亡,逾百人或死或伤,目前己经被确立是美国枪击犯罪史近25年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事件。

事发第一时间,跑去现场捐血、参与救援工作的穆斯林艾尔阿瓦迪(Mahmoud ElAwadi)呼吁,「大家的血液是一样的,因此才能团结在一起捐血……请大家将肤色、种族、地区、性别、政治观点放在一边,团结起来去对抗那些企图伤害我们的势力。」避开了任何涉及「同性恋」或「恐同」的指称,艾尔阿瓦迪毫不犹疑地站上了「我们」受害者的位置,并且定位了「他们」加害方是仇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

闭口不谈受害者几乎尽数为性少众的策略,也是不少共和党政治人物和保守宗教领袖不约而同采取的立场。反对LGBT平权的宗教组织有意无意地略过「脉动」是同性恋夜店的事实,所以梵蒂岗声明只指称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而南方浸信会大会(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则这样悼念:「这些受到这起悲剧重创的人们,同样具有上帝的形像,并且是我们的邻舍。」之后,便忙不迭通过了一项决议,认可对于LGBT群体在教会内的种种差别对待。

相对来看,凶手家人却绝口不提恐怖攻击或种族主义,直指他仇视同性恋。凶手父亲推断儿子的杀机是,案件发生前,见两男接吻而非常愤怒,但是儿子无论如何不应该杀人,「因为神自然会惩罚同性恋。」而美国基督教浸信会的牧师席梅内兹(Roger Jimenez)在12日的讲道录影,则呼吁更多死亡,「如果我们有个正直的政府,就应把所有同性恋抓起来,要他们站在墙壁前,把他们枪毙。」

另一方面,凶手的前妻和同学或暗示或明示他有「同性恋倾向」,与传媒揭露他是「同性恋夜店常客」、「曾使用同性恋社群交友网站」的消息交相印证。消息一出,基督教电视布道家罗伯森(Pat Robetson)14日便指出,保守派应在一旁袖手旁观,看着伊斯兰和同性恋等激进的左派分子相互残杀。

到底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同性恋身分,在这整起攻击事件中有什么重要性?又该如何来理解呢?

作为诠释者的我们,需要有「网路神侦」精神,肯花时间精力爬梳各方资讯,借着更多相关细节的逐一揭露,来尽可能还原真相。但不只如此,我们还需要明白,究竟该把事件放在哪种意义脉络中来诠释,并没有制式的操作机制可供参考,诠释本身需要具备批判性自觉。

这是由于把同一事件放在不同意义脉络来解释,往往与诠释者的认知背景有关,且势必会带来可预见的不同社会效应。而自觉也当具有批判性,正是因为不同的意义脉络会导出众多可能的诠释互相竞争,诠释者必须对诠释所导致的可预见后果,作出负责任的伦理评估。

这是第二序的判断,关注的是,为什么我「该」采取A而非B意义脉络作为诠释框架,以促成社会对犯罪现象的更为积极、正面的回应?这与第一序判断的焦点并不相同,第一序关切的是,究竟有多少证据证明,a有没有杀了b,且这是不是道德或法律上禁止的事?

通常第一序的理解会牵动第二序的抉择,不过,二者间的关系未必是单向的,更多时候,是往来反复的诠释循环。而当第一序的真相未明时,并不代表第二序的判断,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成立,无参考价值。

也是在第二序的判断层面,受害者当下的情绪、受害族群在更大范围的社会中所受到的歧视性待遇,理应成为诠释者自我伦理评估的相关要素。

因此,任何人凭「膝关节」都可以想见,当晚的幸存者,乃至于更大的同性恋族群,会极不乐意听到:「酒后,不单会乱性,酒后,也可能生事」「我不要听一个受害者的版本,我要听你/你们作为一个『同性恋』在这件事里面经验到什么!不要乱踩上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即便「非当事人」,纵使不在美国的「现场」,都能够同理,为什么当美国「天空新闻」(Sky News)主持人一再坚持这场枪击事件与同志议题无关,而是对「自由」、对「他人」的攻击时,「卫报」(Guardian)执笔且身为同志的欧文.琼斯(Owen Jones)会义愤填膺地扯掉麦克风,离开直播现场。

抹杀同志的受害身分,早己是不言而喻的保守派「阳谋」。它不可能是擦枪走火的意外,而是来自于诠释者自觉的抉择。因为反对性少众平权运动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把一般社会大众定位为受害者:同志父母养大的孩子从小就被迫成长在不健全的家庭中;传统家庭价值遭到多元成家的摧毁;性别平等教育是变相鼓励异性恋的孩子去性滥交;同志倡议团体迫害宗教自由。

认为这起悲剧是同志自相残杀,死得好,我们都别管,是某种仇恨言论(hate speech)。与基督徒理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与爱人如己」的诫命不符,自不待言。但认为这起屠杀仅只是对他人、自由的攻击,则与前者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都想要闪躲正视「恐同」作为结构性暴力,对奥兰多同志夜店的大规模杀人案,有所影响。

枪手马丁已死,无法受审。在某种程度上,屠杀真相的拼图,从此势必缺了一角。

即便如此,采取上述保守派意义框架和诠释策略者,仍旧会面临诠释伦理的质疑。这样的视角是否会使得性少众人权遭侵犯的问题缺乏舆论能见度,让性少众在社会的弱势边缘处境,更加被忽视,并且无见于同性恋及其他性少众族群因为这样的事件所受到的心理冲击,因而较不可取?

相较于保守派对恐同与犯罪关连的视而不见,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在《背离亲缘》(Far From The Tree)曾这样探根溯源,「若一个人的核心自我被视为病态、不法,他可能难以区分这样的自我和更严重的罪行有何差别。把身分认同视为疾病,会引来真正的病,让它变得更加猖狂。」

衷心期盼,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台湾,不会有人主张因为当事人如今永久缺席,基于「有误判冤案的可能」,反对我们迳行「隔空办案」,视恐同为这起仇恨犯罪的结构性主因之一,质疑我们敦促教会重新省视拒斥性少众身分、动辄将他们「疾病化」、「罪化」作为的正当性,以促成LGBT社群平权保障在岛屿的积极落实,避免这类的悲剧再次上演。

(封面照片取自:Daniel Brent Ruyter via Visual hunt / CC BY-ND

作者简介/陈文珊
玉山神学院助理教授、女声神学工作室负责人。
自2000年便定期出版并筹办跨学科本土神学研讨会,议题涵括死刑、性别、修复式正义、障碍研究及宗教右派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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