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後現代、信仰實踐

身為七年級的我，在台灣接受教育的過程中，被灌輸世界上的國家大致可以被分為三類：「前現代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現代化國家」。因此，每當在教科書上看到「現代化」一詞時，總是把它與「進步」和「開明」聯想在一起。

90年代末至今，台灣教會在人數上經歷明顯的增長，許多教會增長的策略紛紛從韓國、美國和新加坡被引進台灣。一時間，各式各樣的「模式」和訓練教材被翻譯成中文，介紹到台灣：新加坡小組教會模式、馬鞍峰模式、柳溪模式、雙翼模式……等。

這些模式都是不錯的參考，刺激我們思考在不同的處境中，如何成為「忠於上帝呼召的教會」。然而，當我們的核心焦點從「忠於上帝的呼召」轉移到「方法」時，問題就來了。

現代主義的滲透

美國神學家James K.A. Smith在《Who’s Afraid of Postmodernism》一書中（中文書名翻譯為《與後現代大師一同上教會》）認為當代的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已與現代主義（modernism）結盟，而這種結盟需要受到質疑和挑戰。Smith認為，後現代思想有其限制和危險，但也提供當代教會一個視角，幫助我們批判夾雜在信仰實踐中的現代主義，重新反省和認識聖經所啟示的福音。

如果說西方的福音主義已被現代主義所綁架，那麼我們必須探究，華人教會的福音主義是否也受現代主義所轄制？

在歐洲，現代主義是從啟蒙運動開始一系列思想、文化、政治和經濟實踐過程的結果，有深厚的文化和歷史根源。但在華人社會中，現代化的深層文化結構被跳過，被簡化成追求效率和結果的工具。

在這個意義上，華人社會的「現代性」首先關乎功用，而不關乎「過程」。華人社會整體來說不太在乎「現代主義」形成的過程，只要現代所帶來的「進步」和「發展」，因此華人社會中的「現代性」，往往伴隨與傳統的割裂。

在信仰實踐上，華人教會的福音主義往往跟著歐美福音主義的腳步，亦步亦趨地跟隨著歐美神學的腳步，希望吸取歐美「成功」的經驗，進而在華人社會和教會中複製。這種心態使得華人教會習慣從複製實踐開始，從實際的操作方法著手，不太問為什麼，而喜歡問要怎麼做。

反省當下的教會實踐

若我們仔細反省當代華人教會的一些價值觀和文化偏好，就會發現其中夾雜了許多華人儒家文化和西方教會文化傳統的影子，把儒家文化中的某些價值觀，以及隨著西方宣教士帶到華人教會的某些西方文化傳統給神聖化，變成神聖不可動搖的實踐。

舉例來說，十幾年前，許多華人教會認為只有某些樂器（像是鋼琴）才是合乎聖經的敬拜樂器，卻視另外一些樂器為魔鬼的音樂（像是爵士鼓），認為古典音樂才是上等的敬拜音樂，民謠爵士風的音樂則是不入流的敬拜音樂。

然而，現代鋼琴並不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樂器，古典音樂也不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樂風；西方教會是在歷史的過程中漸漸開始使用鋼琴，把古典音樂融入在對上帝的敬拜中，而今成為多數教會敬拜上帝的主要樂器。一味強調鋼琴敬拜的優越性而貶低爵士鼓，其反應的價值觀可能更多是關於西方教會的文化偏好，而非聖經對敬拜的教導。

又比如說，當代華人教會對某些行為（像是同性戀性行為）大加批判，但卻對另一些行為（像是信徒之間的大小眼）無限緘默。然而聖經對貪婪和大小眼（favorism）的警告遠超過對同性戀性行為的警告。

我們需要誠實地問自己，在教會中講到基督徒的倫理生活時，我們是否該更忠心地反應聖經的啟示，在談論性倫理的同時，也應花更多時間教導上帝對社會和經濟正義的教導和實踐？！

讓上帝的話語挑戰我們的信仰實踐

上帝啟示自己的方式，不是脫離處境，而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兒子耶穌，在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區出生，住在我們當中，在當時的社會文化中向我們彰顯上帝自己。而當時反對耶穌最賣力的一群人，不是別人，正是當時的宗教和政治領袖；他們反對耶穌，因為耶穌的教導威脅到他們的權力、習慣和既得利益。

今天我們也需要反省，在我們教會生活的信仰實踐中，所反映出來的，到底是上帝透過聖經所啟示的心意，還是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和文化偏好？我們是否容許上帝的話語挑戰我們捍衛既得利益的傾向和行為，在聖靈的引導中更新我們的信仰實踐？

我想，在面對當代思潮和文化的衝擊時，站穩信心的腳步不一定等於下意識地抓緊某些傳統和習慣；而是保持一顆謙卑的心，向三一上帝要在這個時代所做的事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在教會群體中與他人一起耐心地聆聽和分辨上帝的心意，調整我們的實踐來參與在三一上帝的作為中。

（封面圖片”Chief Priests Take Counsel Together” by James Tissot 1836-1902/French；繪出馬可福音11章18節中，祭司商議謀害耶穌之場景。）

作者簡介／董家驊

美國富樂神學院神學博士，現居洛杉磯，牧養教會，喜歡對話。
生活在消費主義當道的北美社會，不時需要自覺地抗拒這種生活方式和文化，學習在耶穌門徒的群體中忠心跟隨耶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