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監獄裡，你們來看我

國定安全與人道主義

聯合國定每年8月19日為世界人道主義日，目的是推動人道工作、紀念人道主義援助者的付出、讓人間有愛，並建立長期穩定和平。今年主題是「同一人類」。教會對人道工作並不陌生，不但因為這是主耶穌在世對待他者的態度，更因為這是他對其跟隨者的要求（馬太福音25章35～40節）。

社會相對地歡迎教會按耶穌所說的踐行，即「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流浪在外，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並鼓勵相關踐行，但社會對耶穌的吩咐——「我在監獄裡，你們來看我」——卻有不同經驗。

說得具體一點，那些被判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被囚者往往被剝奪被探訪的權利。這在專權主義的中國發生，也在民主的美國發生。國家安全真的關乎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可以成為剝奪個人權利的合理理由嗎？國家安全是否已成為社會的一種對安全的意識形態？

權利與人道

於8月3日，中國天津第二中級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家庭教會長老胡石根有期徒刑七年半（其他先後被判刑人士有周世鋒、李和平等）。不論他們是否有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他們向世界發出呼聲：「我們在監獄裡，你們來看我們嗎？」教會對此不能不理不問，因為耶穌將自己認同被囚者。

我不肯定胡長老所屬的教會、其他教會或其他人士是否有試圖探望他，更不知道他們是否有試圖探望其他被判刑人士。按當下中國政府做法，為了國家安全，禁止被囚者與外界接觸是合理的。因被囚者是危險人士，探訪就被視為一項危險國家安全的行動。

然而，被囚者獲得探望是基本人權。聯合國的《人權與監獄》文件（2005年）寫：「所有被囚者皆有權利與外界溝通，特別是他們的家人。」那麼，我們所倡議探望被囚者的行動是人權多於人道。只不過在人權被剝奪下，我們無奈地以人道為由，向政權提出探望的需要。

為求自保，有教會和其他人士有意識地自我審查，對被囚者不評論和不探望，配合政權。他們的沉默是否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平凡的邪惡？這是教會不能逃避的自省。此外，一個政權之所以邪惡，不是因為它不行善，而是因為它不容許其他人行善，甚至懲罰行善者。

中國政府沒有基於人道，讓被囚者及其家屬獲得人道照顧。坦白說，制度本身沒有良知可言，悔改也不是制度的邏輯。那麼，人道主義和人道主義援助者帶來的人道意識很重要，因為他們試圖建立一種人道文化，藉此回復人性（擺脫人成為手段式工具），並挑戰反人性制度。教會在這事上可以有角色嗎？查實，堅持探望被囚者已是很有意思的社會行動了。

人道與正義

人道主義不應只扮演補救性角色。若可以的話，盡力防止悲劇出現是必要的。例如，戰爭帶來的傷痛是深遠的，所以，人道主義援助者不會只以中立和獨立身份協助交換戰俘，更要考慮如何防止戰爭。胡石根等人的受刑是否合理不是本文要評論，但人道主義救援助者不應只滿足於探望被囚者，更要盡力促進司法正義，其中包括法律、司法獨立和懲罰等的公平性，讓悲劇可以減少。基於「同一人類」理念下，人性和公正要求司法正義。

胡石根等人之被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因為按中國政府理解，第一，國家等同中國共產黨；第二，中國現存政治制度沒有有效渠道讓人民可以改變政府；第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基礎不是以具體行動來判決，往往是以言入罪（劉曉波就是一例）。這種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理解和做法實在談不上司法正義。結果，中國政府只會不斷製造無辜者。

依法治國是中國政府常掛在口邊的口號，但中國的法則是，為維持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權威、讓權威能更有效統領及管理社會而制定的人們行為規範的基本凖則，多於從社會公共契約而來（其特徵是透明和法規裏包容的民意會較多）。

中國的法則對統治權威缺乏束縛力，統治權威在社會凖則規範之上，統治權威制定凖則，終極統治權威或其權威代理的官吏擁有解釋行為凖則應用的最終權力，因為社會行為凖則規範是為權威服務的工具。那麼，依法治國與法治並沒有直接關係。

耶穌所說的好撒馬利亞人故事（路加福音10章25～37節），要求我們善待落在困苦中的人，而善待落在困苦中的人之方法不應排除參與終止那些製造別人困苦的人與事。那麼，維權人士是真人道主義援助者，真好撒馬利亞人。

人性與人道

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掩飾它對權力的貪婪，甚至以此合理化其宗教迫害。奇怪的是，有國內教會竟然相信政府所言，認為胡石根長老太政治了，維權人士太激進了，並與他們劃清界線。若這是真的話，這是可悲；又若這是被迫要說的話，這更可悲。

西蒙妮.魏爾（Simone Weil）說，「為上主而死不是證明你對上主的信心。為陌生人和那些受不公義對待而被判刑的受害者而死才是證明你對上主的信心。」

（封面圖片來源：dnak / CC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