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

国定安全与人道主义

联合国定每年8月19日为世界人道主义日，目的是推动人道工作、纪念人道主义援助者的付出、让人间有爱，并建立长期稳定和平。今年主题是「同一人类」。教会对人道工作并不陌生，不但因为这是主耶稣在世对待他者的态度，更因为这是他对其跟随者的要求（马太福音25章35～40节）。

社会相对地欢迎教会按耶稣所说的践行，即「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浪在外，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并鼓励相关践行，但社会对耶稣的吩咐——「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却有不同经验。

说得具体一点，那些被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被囚者往往被剥夺被探访的权利。这在专权主义的中国发生，也在民主的美国发生。国家安全真的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可以成为剥夺个人权利的合理理由吗？国家安全是否已成为社会的一种对安全的意识形态？

权利与人道

于8月3日，中国天津第二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家庭教会长老胡石根有期徒刑七年半（其他先后被判刑人士有周世锋、李和平等）。不论他们是否有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向世界发出呼声：「我们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们吗？」教会对此不能不理不问，因为耶稣将自己认同被囚者。

我不肯定胡长老所属的教会、其他教会或其他人士是否有试图探望他，更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试图探望其他被判刑人士。按当下中国政府做法，为了国家安全，禁止被囚者与外界接触是合理的。因被囚者是危险人士，探访就被视为一项危险国家安全的行动。

然而，被囚者获得探望是基本人权。联合国的《人权与监狱》文件（2005年）写：「所有被囚者皆有权利与外界沟通，特别是他们的家人。」那么，我们所倡议探望被囚者的行动是人权多于人道。只不过在人权被剥夺下，我们无奈地以人道为由，向政权提出探望的需要。

为求自保，有教会和其他人士有意识地自我审查，对被囚者不评论和不探望，配合政权。他们的沉默是否如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所说的平凡的邪恶？这是教会不能逃避的自省。此外，一个政权之所以邪恶，不是因为它不行善，而是因为它不容许其他人行善，甚至惩罚行善者。

中国政府没有基于人道，让被囚者及其家属获得人道照顾。坦白说，制度本身没有良知可言，悔改也不是制度的逻辑。那么，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援助者带来的人道意识很重要，因为他们试图建立一种人道文化，借此回复人性（摆脱人成为手段式工具），并挑战反人性制度。教会在这事上可以有角色吗？查实，坚持探望被囚者已是很有意思的社会行动了。

人道与正义

人道主义不应只扮演补救性角色。若可以的话，尽力防止悲剧出现是必要的。例如，战争带来的伤痛是深远的，所以，人道主义援助者不会只以中立和独立身份协助交换战俘，更要考虑如何防止战争。胡石根等人的受刑是否合理不是本文要评论，但人道主义救援助者不应只满足于探望被囚者，更要尽力促进司法正义，其中包括法律、司法独立和惩罚等的公平性，让悲剧可以减少。基于「同一人类」理念下，人性和公正要求司法正义。

胡石根等人之被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按中国政府理解，第一，国家等同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国现存政治制度没有有效渠道让人民可以改变政府；第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基础不是以具体行动来判决，往往是以言入罪（刘晓波就是一例）。这种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理解和做法实在谈不上司法正义。结果，中国政府只会不断制造无辜者。

依法治国是中国政府常挂在口边的口号，但中国的法则是，为维持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威、让权威能更有效统领及管理社会而制定的人们行为规范的基本凖则，多于从社会公共契约而来（其特征是透明和法规里包容的民意会较多）。

中国的法则对统治权威缺乏束缚力，统治权威在社会凖则规范之上，统治权威制定凖则，终极统治权威或其权威代理的官吏拥有解释行为凖则应用的最终权力，因为社会行为凖则规范是为权威服务的工具。那么，依法治国与法治并没有直接关系。

耶稣所说的好撒马利亚人故事（路加福音10章25～37节），要求我们善待落在困苦中的人，而善待落在困苦中的人之方法不应排除参与终止那些制造别人困苦的人与事。那么，维权人士是真人道主义援助者，真好撒马利亚人。

人性与人道

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掩饰它对权力的贪婪，甚至以此合理化其宗教迫害。奇怪的是，有国内教会竟然相信政府所言，认为胡石根长老太政治了，维权人士太激进了，并与他们划清界线。若这是真的话，这是可悲；又若这是被迫要说的话，这更可悲。

西蒙妮.魏尔（Simone Weil）说，「为上主而死不是证明你对上主的信心。为陌生人和那些受不公义对待而被判刑的受害者而死才是证明你对上主的信心。」

（封面图片来源：dnak / CC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