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位糕饼店老板娘在捷运上发现两名北一女学生在非博爱座上睡觉、滑手机，未让座给带小孩的妈妈与老人，她便拍下女学生照片并上传社群网站加以羞辱。这个事件引来社会大众沸沸扬扬的讨论，「是否让座给老弱妇孺」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PTT（台大批踢踢实业坊）有网友发文，质疑年轻女性怀孕初期、肚子还不大的时候，行动力还很正常，凭什么要他人让座。推文中，不少人表达反对让座给孕妇的观点：
「孩子是自己的责任，不是别人的责任。」
「怀孕就别搭捷运，改搭计程车，自己负责自己很难吗。」
「老公不肯接送，就不要生、不要嫁！」
对于反对让座给孕妇的言论，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甚至批评这些言论「脑残」、欠缺同理心，对于「乡民怎会如此仇视孕妇」的心理更是议论纷纷。
每当台湾出现令人愤慨的社会新闻或是争议时，舆论或是名嘴大多倾向批判个人，鲜少将这些所谓的「个人行为」联结「社会结构」，忽略个人行为与思想深受社会影响的事实。
回到是否该让座给孕妇的讨论。一般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虽然受到公民与伦理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在后儒家、传统观念逐渐式微的台湾社会，更具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实是资本主义逻辑下强调的个人责任与个人努力。因此，为数不少的网友主张「想要生小孩的人，夫妻自己就要负起完全的责任」，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不宜过度放大网路上仇视孕妇的言论，但是这些言论也正突显，在少子化日益严重的台湾，社会对于孕妇的友善程度与协助仍显不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台北市卫生局从4年前开始推广「好孕胸章」，让孕妇在搭乘大众运输时配戴供其他乘客辨识，立意是提醒他人见章让座。
然而，根据自由时报的采访报导，不少妇女批评，好孕胸章效果不大，政府推广不力，根本是「戴心安的」。此外，不少人只让座给肚子够大的孕妇，此举显示，一般民众对于怀孕初期容易流产的知识仍缺乏。
台湾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受到国防预算与经济发展的排挤，政府至今仍期待家庭必须承担起老人长照、托儿等社会服务的主要责任，在这样的氛围下，造成不少人理所当然发出「有本事怀孕就不要出门」、「敢生就要自己负责养」等的论调。随着社会福利政策与民众需求间的鸿沟不断扩大，一般市井小民还得面对新自由主义下的低薪情，以及房地产价格高得遥不可及，造成越来越多处在生育年龄的夫妇不愿意生儿育女。
北欧社福先进国家如瑞典、丹麦等，国家社会对孕妇与儿童的权益与照顾非常广泛。以产假为例，这些国家几乎都提供一年左右的带薪产假；国家提供的儿童津贴，始于孩子出生之后，直至18岁左右。
今年2月，立委叶宜津鉴于台湾严重的少子化危机，提出《儿童及少年扶养津贴条例草案》。根据草案内容，法案通过后，家中只要有未满18岁的儿童及少年，每年在台湾居住超过183天，其父母或监护人就可以申请每月3000元的津贴，发放到儿少满18岁。
当时叶委员的提议引发社会大众的挞伐，许多人以为这是叶委员脑残、独有的发明，实情是，儿童津贴这项政策在福利先进国家早已实施几十年，许多国家甚至发放普及式、不排富的儿童津贴，金额远高于台币3000元。
在讨论失业与低薪问题时，总是会有很多人强调「没有不景气，只有不争气」，事实上，以景气循环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学经历的人，在景气好的时候较容易找到工作，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却困难许多，这正是许多国家提供类似台湾劳保失业给付的原因，藉社会互助的力量，帮助个人度过失业时期的难关。
若要了解每个国家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过度强调「个人层面」并不能解决问题，这种思考模式显得狭隘，公共讨论易出现盲点，对于公共政策的提升助益也不大。对于「是否应让座给孕妇」的讨论，我们应该聚焦在如何建构台湾成为一个妇幼友善社会，而不是对失言者的肉搜与挞伐。
相较于传统儒家思想，基督信仰更强调对无血缘弟兄姊妹的博爱精神，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章16节），这也是西方比儒家社会较早发展出福利国家的主要原因。对软弱的孕妇、最幼小的弟兄姊妹，以及结构性中老年失业者实践关爱，就是做在基督的身上。诚愿基督博爱的精神，能够行在台湾的社会政策上。
（封面照片来源：台北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2014台北捷运文化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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