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台灣指標民調」所進行的長期調查,蔡英文政府上任至今,滿意度持續下降、不滿意度持續上升。無論是蔡英文總統或閣揆林全本身,不滿意度都已經高於滿意度。
若深究蔡英文政府的執政危機原因,其中有很大成分是由於台灣憲政體制本身的問題:一個有民意基礎的總統,在憲法上卻無實質主持內閣會議的權力,再加上一個權力來自於總統的閣揆,卻能夠實際主導內閣施政。
執政的危機:憲政的問題,也是自我定位的問題
1997年的第四次修憲所造成的當前憲政體制,帶來的重大影響在於:台灣從第二任民選總統以來,幾乎每一任總統在就任初期都試圖尊重閣揆的憲政權力;然而,在這幾任總統就任數個月後即開始面臨民意要求實踐競選承諾的壓力,於是,在實際運作上,總統就必須透過「憲政外的機制」來行使自己的實際權力。
這個「憲政外的機制」,就是由執政黨、行政院和總統府三方面的協調機制。蔡英文總統如今也無法迴避這個潛在定律,宣布於10月3日開始,每週召開一次「執政決策協調會議」,以便有效影響行政和立法部門的決策。她同時也以執政黨主席的身分,要求執政黨立法院黨團配合相關決策。
這個機制形成後的第一聲槍響,便是10月5日在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由民進黨召委陳瑩於極短時間內通過的《勞基法》關於「一例一休」的相關條文。此舉引來許多勞工團體代表的強烈批判,認為蔡英文政府這項決策是朝資方靠攏,無視於廣大的勞工階級在選前給予蔡英文高度的支持。
台灣自從民主化以來,並未走上許多歐洲國家因為勞工議題以及環境和移民等新社會議題而出現的左右派分化的政黨競爭格局。近年來,由於台灣的公民意識抬頭,執政的國民黨無法有效回應這些新的訴求,使得民進黨有機會接受這波新興公民運動以及網路媒體發達下的優勢,在競選訴求中,幾乎接受近年來許多公民團體關於深化民主、強化人權保障的訴求。
從選舉的結果和歷次民調的統計數據來看,蔡英文和民進黨在今年的總統和國會取得大勝的主要原因,確實是因為大部分民眾希望台灣的政治能有結構性的改革。然而,新政府成立至今,較受到批判之處也正在於執政團隊無法(在短時間內)有效回應改革的訴求:從人事的任用,到許多施政的方向,兩年前公民運動期間檢討修憲的聲音更是早已不見台面上的討論。
我們可以看到,當前蔡政府的執政危機,其根源除了憲政體制上的問題外,還有一個層面是這個執政團隊自我定位的問題:到底他們認為自己代表的是哪一群人?每個執政黨都會說他代表所有人民。然而,照顧所有人民的政府並不意味著在重大決策上試圖各方討好、在實際上卻一無進展的政府。
一個代表所有人民的政府,在施政上必定也有輕重緩急之分。照顧勞動權益,勢必得強勢要求企業主做很大程度的妥協;為了防止企業主出走,拜託勞動者相忍為國也可能是必要的。重點就在於,執政黨將自己的施政定位在意識型態光譜的哪一個位置?他們到底想要代表誰?
一個猶疑不定的政府,比較可議之處就在於:自詡為照顧勞工的政黨,卻重蹈自己以前所批判的政策。蔡政府並不是沒有前車之鑒,比較晚近一點的正是法國的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總統推動勞動法案修正,增加標準工時以及允許企業主更靈活任用員工,此舉引發法國的罷工潮以及執政的歐蘭德總統的低靡支持度。
先知的聲音:公義的訊息
在猶太—基督教的信仰文化傳統當中,上帝也總是在世上尋找「代言人」,這個代言人就是「先知」。先知是能夠聽見上帝聲音,並將這些訊息以各種形式傳達給百姓的人。從出希伯來民族形成前的摩西,到即將立王的撒母耳,再到王國分裂時期的以賽亞、耶利米等人。
先知代表上帝對百姓講話,常常是提醒他們不要忘記自己的特殊身分(上帝揀選他們),不要崇拜假的神(塑造金牛犢來拜)。在許多對於這個信仰文化較不理解的非信徒眼裡,這些聖經當中的訊息呈現出的一幅圖像似乎是: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上帝,對於他所揀選的人民要求絕對服從,對於不同的民族則抱持敵對的態度。(具體的表現是:在摩西要求埃及法老王讓希伯來百姓自由的那一段記載中,上帝對於奪取埃及人的生命毫不手軟。)
如果我們用這樣的眼光來看待舊約聖經,自然會陷入狹隘的希伯來民族中心的觀點。然而,如果我們將這些舊約聖經的經文以更為「處境化」的方式來閱讀,則可以看到更為普世性的意涵。「公義」就是其中一項核心信息。
「阿摩司書」算是先知書當中最強調「公義」這個概念是否有被落實到當時社會的一個經卷,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一段文字是:「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章24節)若探究當時的背景,則可以了解到,當時北國以色列是由耶羅波安二世(主前793~753年)統治,是王國分裂時期中,北國相對較為強盛和繁榮的時期。
然而,政治上的興盛卻導致該國人民的自滿,以致於在宗教和道德上都墮落。具體現象至少有:「你們欺負貧寒的,壓碎窮乏的,對家主說:拿酒來,我們喝吧!」(上層階級婦女欺壓下層婦女)「你們踐踏貧民,向他們勒索麥子。」(有錢人壓榨貧民)「你們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貪污腐敗)作為先知的阿摩司早在以色列王國興盛的時候看到敗壞的因子:不公義。因此,他對於以色列最後必將滅亡的預言也在數十年後,以色列王國亡於亞述帝國而得到實現。
在當代社會的情境當中,如果要說特定個人或特定團體是「先知」未免太為沈重,也不符合人性的墮落傾向以及民主體制。然而,如果我們將「先知」這個角色的當代面貌視為民主社會的一種「防弊機制」,則其面貌較可被接受。如果從舊約先知書當中尋找出像「公義」這類的人類社會原則,那麼,那看見社會中的不公義,進而站出來為這些現象發出不平之鳴的個人或團體,可稱為「當代先知」。
在民主社會,沒有人可以永遠自稱為先知而不受檢驗或批評。誰以公義的原則說話,誰就是先知。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講,一個有活力的公民社會是使一個民主體制更加完善的必要條件。因為在有活力的公民社會裡,公民社會本身是防止掌權者和社會墮落腐敗的角色;在有活力的公民社會裡,人人都可以發出先知的聲音,但卻沒有人可以壟斷先知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掌權者永遠都只能虛心接受先知的批評。
(封面圖片來源:Juan de Borgoña, 1535;舊約先知阿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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