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或不宗教，這成了個問題

同性婚姻立法的相關爭議，隨著李天柱在金鐘獎上的不當發言，及成大通識課程教材充斥的性別歧視，刻正在臉書上四處延燒。抱持反對立場且積極動員遊說的基督宗教右派團體，被視為是台灣社會的亂源，連帶地使得宗教成為眾矢之的。

有人引用教育基本法第六條，主張宗教中立，不分公私立學校，宗教應一併退出校園，「缺乏尊重多元的宗教教育，只會讓學生成為盲從宗教價值的喪屍」，因而「宗教教育只能作為文化教育的一環，而且應避免宗教深層內涵的滲入」。也有的力陳，宗教有害於公共討論的效率和品質，基於價值多元的原則，「應拒絕宗教插手任何性別或道德課程」。

宗教右派與世俗主義的雙重挑戰

坦白說，這並不是什麼本土新發明。為了對治「宗教干政」的隱憂，不少世俗主義者（secularists）往往走向另一極端的「政教分離」訴求，要求宗教全面退出公共領域，把宗教徹底個人化、私有化。在美國，二次世界大戰後，也不乏左派的知識份子貶抑天主教徒為「無良公民」（bad citizens），推動法律改革，針對天主教及其他宗教的私立學校制定不友善且不公平的相關規範。

但世界人權宣言第18條明言，「人人有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其單獨或團體、公開或秘密地教義、實踐、禮拜及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台灣教育基本法第6條也保障「私立學校得辦理符合其設立宗旨或辦學屬性之特定宗教活動」。要求宗教全面退出校園、道德及性別課程，不但於法無據，且不明智。

這看似一舉解決了宗教所帶來的紛爭，殊不知如此一來，把本來應當公開好好討論的價值爭議，潛抑到檯面下，日益個人化、私有化的宗教反而越發容易遭到宗教內右翼人士的動員。對宗教自由作為人權的保障，其所面臨的威脅，不單來自基督教右翼勢力，更來自無知自大的世俗主義者。

現今政治學上所謂的「政教分離」，放在適當的脈絡來理解，是為了避免公共領域支持特定宗教所謂的正統，而排擠邊緣化了其他的公民，並沒有意思要從字面來理解「政教分離」，否定宗教在社會上的重要性，或拒絕宗教參與公共事務制定的機會。學者Nathan Walker提出至少存在三種有關於「政教分離」不同觀點。

分離主義者（separationists），不同於世俗主義者，不會禁止公民社會公開表達宗教言論，不過，出於害怕大多數人的信仰會主宰少數人的生活，所以分離主義要求宗教信仰不得涉入公共政策的制定。但這個主張的危機在於把宗教理性與公共理性作了某種「理想上」的劃分，事實上卻是，在高度具宗教性的文化環境中，分離主義缺乏有利的管道去打造一個具批判性的公民社會。

不同於分離主義者，包容主義者（integrationists）與多元主主義者（pluralists）不假定虛假的聖、俗二分。包容主義者主張，人民有言論自由，宗教信仰作為終極關懷，滲透在人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與公共政策的制定，二者根本不可能一刀切；多元主義者則關注，究竟如何先從結構上防止宗教霸權的形成，再藉著各宗教的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來強化民主的體制與相互包容。在多元主義者看來，公共政策不單需藉由多元觀點來制定，並理應促進多元觀點的共存。因之，多元主義的政教分離，不代表要排除宗教論據，相反地，對特定觀點加以排除，本身就是不包容與不多元的。

更何況，究竟何為宗教？如何可以指認某人或某論述本身是出於宗教？本身便是很大的問題。如果用終極關懷來界定宗教，包括無神論、國家主義都可以視為是一種類宗教現象。而不以宗教語言來理性表達立場，其實一點都不困難，這方面宗教右派己經作了絕佳的示範。

另一方面，有宗教性用語也不代表就是根據宗教信念來表達立場，比如說，引用宗教經典來闡述或佐證某種根深蒂固的道德假定或社會慣習，有時是修辭格的使用，並不意味採信了特定的宗教價值，或者，是某特定宗教的信徒。

或許，抱持這樣看法的人會辯解，凡是無法透過經驗來加以證成或否證的便是出於宗教理性，但凡不是宗教理性的，便是世俗理性，也就是公共理性所依憑的。然而把理性分門別類為世俗理性與宗教理性，不但是要不得的二元論思維，本身也是不可加以驗證的假說。如果它不可加以驗證，又是透過哪種理性來認知的？一種偽裝世俗，骨子裡卻十足宗教的理性？！

回過頭來，基督宗教，或其他宗教，亦應當反躬自省。對同志婚姻及婦女生育自主等權益的敵視與反彈，是否反映了教會對人權神學的建構或信仰實踐，功夫下得不夠深？！

教會與人權的千絲萬縷

Jan Lochmann主張，人權並不是基督教的特權，也不是基督教所獨有的，從基督教傳統來理解人權，並不是要提出一個獨一且排他的對人權的理解，而是要力行耶穌的教導，就是對他人的無條件開放與委身。Jurgen Moltman也呼應這樣的看法，主張「基督教只有在完成了其從上帝領受的獨特使命時，才服務了所有人的人性；也只有在服務所有人的人性時，基督教才算完成了其從上帝領受的獨特使命。」

天主教梵二大公會議1965年亦通過〈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 Personae）。在這份被譽為「天主教人權革命的宣言」（Manifesto of Catholic Human Rights Revolution），教會放棄「錯誤沒有人權」的主張，認可人權不必再根據信仰來決定，而是根據人良心的首要性及尊嚴來界定人權的內容。

無奈的是，基督教會的人權神學雖一方面關上導致宗教紛爭的歧視大門，訴諸良心及尊嚴來作為人權的判準，但當進一步問究竟良心的判準何在時，卻又自許為先知，獨斷地訴諸信仰，主張有而且只有男女二性的結合才是道德的，開啟了另一扇性別歧視的窗，遂導致在宗教戰爭止紛的此刻，興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戰爭。

主張「人權高於主權」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方面鼓勵美國教會向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和伊斯蘭國家結盟，阻止美國推動全球墮胎合法化的議案。美國宗教右派，特別是像「世界家庭協會」（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等基督教組織，長期以來有計劃地企圖影響聯合國及國際論壇，好主導全球家庭價值的輿論風向球。而台灣第一次反同遊行的總召更是長老教會的總會議長，信心希望聯盟的候選人及樁腳中亦不乏長老教會信徒及牧長。

看來，教會之於人權，誠如神學家Richard Amesbury和George M. Newlands所直言，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對於尊嚴、平等、自由及正義的理念，影響了普世人權的發展，另一方面，因為教會對正統教義的堅持，對異議者與非基督徒的迫害與排擠，以及政教之間千絲萬縷的權力糾葛，致使人權的落實受到阻礙。

哲學家Martha Nussbaum說得好，「人權，意味著不只是權利，而是人人享有平等權利。」倘若教會對正統教義的堅持，不受節制，一旦不假思索地充作人權的限制要件，就很可能會帶來某種的排他性，視那些不接受正統思想的人是危險的、具顛覆性的，導致某些享有權利而某些人的權利卻遭剝奪的不平等出現。她稱這種為「對自己人的偏私」（in-group favoritism），是人權及強調平等保障精神的法律所不容的。

設若教會堅持的正統思想並不是透過法律強行加諸於人，而是依憑著歷史或文化優勢存在，或是在信徒佔絕大多數人口的支持下，受到法律的特許，這樣是否可以？她的看法亦是否定的，因為這構成了公領域「內群體」（in-group）和「外群體」（out-group）的區隔。這意味著，不是所有人是站在平等的基礎上進入公共論域中的。

少數人之所以有宗教或良心自由，不是基於人權和法律保障，而是來自於大多數人的寬容，連帶地，少數人的意見在論及公共事務時必得屈從於大多數人的觀點。「少數必得服從多數」，如若及於使人作出違反良心的抉擇，本身便不那麼平等，也不那麼合乎人權價值。

像這樣的公共理性共識的獲致，不必非得獨立於個人或群體的宗教信仰或道德價值之外。宗教右派和世俗左派的紛擾，可以休矣！

（封面圖片來源：mikecogh / CC BY-SA；Nun and 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