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或不宗教，这成了个问题

同性婚姻立法的相关争议，随着李天柱在金钟奖上的不当发言，及成大通识课程教材充斥的性别歧视，刻正在脸书上四处延烧。抱持反对立场且积极动员游说的基督宗教右派团体，被视为是台湾社会的乱源，连带地使得宗教成为众矢之的。

有人引用教育基本法第六条，主张宗教中立，不分公私立学校，宗教应一并退出校园，「缺乏尊重多元的宗教教育，只会让学生成为盲从宗教价值的丧尸」，因而「宗教教育只能作为文化教育的一环，而且应避免宗教深层内涵的渗入」。也有的力陈，宗教有害于公共讨论的效率和品质，基于价值多元的原则，「应拒绝宗教插手任何性别或道德课程」。

宗教右派与世俗主义的双重挑战

坦白说，这并不是什么本土新发明。为了对治「宗教干政」的隐忧，不少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s）往往走向另一极端的「政教分离」诉求，要求宗教全面退出公共领域，把宗教彻底个人化、私有化。在美国，二次世界大战后，也不乏左派的知识份子贬抑天主教徒为「无良公民」（bad citizens），推动法律改革，针对天主教及其他宗教的私立学校制定不友善且不公平的相关规范。

但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明言，「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其单独或团体、公开或秘密地教义、实践、礼拜及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台湾教育基本法第6条也保障「私立学校得办理符合其设立宗旨或办学属性之特定宗教活动」。要求宗教全面退出校园、道德及性别课程，不但于法无据，且不明智。

这看似一举解决了宗教所带来的纷争，殊不知如此一来，把本来应当公开好好讨论的价值争议，潜抑到台面下，日益个人化、私有化的宗教反而越发容易遭到宗教内右翼人士的动员。对宗教自由作为人权的保障，其所面临的威胁，不单来自基督教右翼势力，更来自无知自大的世俗主义者。

现今政治学上所谓的「政教分离」，放在适当的脉络来理解，是为了避免公共领域支持特定宗教所谓的正统，而排挤边缘化了其他的公民，并没有意思要从字面来理解「政教分离」，否定宗教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或拒绝宗教参与公共事务制定的机会。学者Nathan Walker提出至少存在三种有关于「政教分离」不同观点。

分离主义者（separationists），不同于世俗主义者，不会禁止公民社会公开表达宗教言论，不过，出于害怕大多数人的信仰会主宰少数人的生活，所以分离主义要求宗教信仰不得涉入公共政策的制定。但这个主张的危机在于把宗教理性与公共理性作了某种「理想上」的划分，事实上却是，在高度具宗教性的文化环境中，分离主义缺乏有利的管道去打造一个具批判性的公民社会。

不同于分离主义者，包容主义者（integrationists）与多元主主义者（pluralists）不假定虚假的圣、俗二分。包容主义者主张，人民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作为终极关怀，渗透在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二者根本不可能一刀切；多元主义者则关注，究竟如何先从结构上防止宗教霸权的形成，再借着各宗教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来强化民主的体制与相互包容。在多元主义者看来，公共政策不单需借由多元观点来制定，并理应促进多元观点的共存。因之，多元主义的政教分离，不代表要排除宗教论据，相反地，对特定观点加以排除，本身就是不包容与不多元的。

更何况，究竟何为宗教？如何可以指认某人或某论述本身是出于宗教？本身便是很大的问题。如果用终极关怀来界定宗教，包括无神论、国家主义都可以视为是一种类宗教现象。而不以宗教语言来理性表达立场，其实一点都不困难，这方面宗教右派己经作了绝佳的示范。

另一方面，有宗教性用语也不代表就是根据宗教信念来表达立场，比如说，引用宗教经典来阐述或佐证某种根深蒂固的道德假定或社会惯习，有时是修辞格的使用，并不意味采信了特定的宗教价值，或者，是某特定宗教的信徒。

或许，抱持这样看法的人会辩解，凡是无法透过经验来加以证成或否证的便是出于宗教理性，但凡不是宗教理性的，便是世俗理性，也就是公共理性所依凭的。然而把理性分门别类为世俗理性与宗教理性，不但是要不得的二元论思维，本身也是不可加以验证的假说。如果它不可加以验证，又是透过哪种理性来认知的？一种伪装世俗，骨子里却十足宗教的理性？！

回过头来，基督宗教，或其他宗教，亦应当反躬自省。对同志婚姻及妇女生育自主等权益的敌视与反弹，是否反映了教会对人权神学的建构或信仰实践，功夫下得不够深？！

教会与人权的千丝万缕

Jan Lochmann主张，人权并不是基督教的特权，也不是基督教所独有的，从基督教传统来理解人权，并不是要提出一个独一且排他的对人权的理解，而是要力行耶稣的教导，就是对他人的无条件开放与委身。Jurgen Moltman也呼应这样的看法，主张「基督教只有在完成了其从上帝领受的独特使命时，才服务了所有人的人性；也只有在服务所有人的人性时，基督教才算完成了其从上帝领受的独特使命。」

天主教梵二大公会议1965年亦通过〈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 Personae）。在这份被誉为「天主教人权革命的宣言」（Manifesto of Catholic Human Rights Revolution），教会放弃「错误没有人权」的主张，认可人权不必再根据信仰来决定，而是根据人良心的首要性及尊严来界定人权的内容。

无奈的是，基督教会的人权神学虽一方面关上导致宗教纷争的歧视大门，诉诸良心及尊严来作为人权的判准，但当进一步问究竟良心的判准何在时，却又自许为先知，独断地诉诸信仰，主张有而且只有男女二性的结合才是道德的，开启了另一扇性别歧视的窗，遂导致在宗教战争止纷的此刻，兴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战争。

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方面鼓励美国教会向政府施压，另一方面，和伊斯兰国家结盟，阻止美国推动全球堕胎合法化的议案。美国宗教右派，特别是像「世界家庭协会」（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等基督教组织，长期以来有计划地企图影响联合国及国际论坛，好主导全球家庭价值的舆论风向球。而台湾第一次反同游行的总召更是长老教会的总会议长，信心希望联盟的候选人及桩脚中亦不乏长老教会信徒及牧长。

看来，教会之于人权，诚如神学家Richard Amesbury和George M. Newlands所直言，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对于尊严、平等、自由及正义的理念，影响了普世人权的发展，另一方面，因为教会对正统教义的坚持，对异议者与非基督徒的迫害与排挤，以及政教之间千丝万缕的权力纠葛，致使人权的落实受到阻碍。

哲学家Martha Nussbaum说得好，「人权，意味着不只是权利，而是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倘若教会对正统教义的坚持，不受节制，一旦不假思索地充作人权的限制要件，就很可能会带来某种的排他性，视那些不接受正统思想的人是危险的、具颠覆性的，导致某些享有权利而某些人的权利却遭剥夺的不平等出现。她称这种为「对自己人的偏私」（in-group favoritism），是人权及强调平等保障精神的法律所不容的。

设若教会坚持的正统思想并不是透过法律强行加诸于人，而是依凭著历史或文化优势存在，或是在信徒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支持下，受到法律的特许，这样是否可以？她的看法亦是否定的，因为这构成了公领域「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的区隔。这意味着，不是所有人是站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公共论域中的。

少数人之所以有宗教或良心自由，不是基于人权和法律保障，而是来自于大多数人的宽容，连带地，少数人的意见在论及公共事务时必得屈从于大多数人的观点。「少数必得服从多数」，如若及于使人作出违反良心的抉择，本身便不那么平等，也不那么合乎人权价值。

像这样的公共理性共识的获致，不必非得独立于个人或群体的宗教信仰或道德价值之外。宗教右派和世俗左派的纷扰，可以休矣！

（封面图片来源：mikecogh / CC BY-SA；Nun and 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