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一個沒有需要問責政府下

人與人相處之道之一在於信任，而信任之可以形成在於彼此的問責關係（accountability）。人不能只怪責別人對他不信任，而不問他是否值得被信任、是否對人問責。信任與問責的道理不限於人與人關係，更關乎人們與政府的關係。當政府沒有任何問責意識，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是很正常的。這正是當下的香港。

問責是相處之道

簡單來說，問責是那受託付者要對託付他的人負責任和交代，並願意承擔其中責任。當然，受託付者是否自願、託付者是否所託非人等都是考慮因素。近50年對生態的關注令我們對問責的理解有更闊和更深的理解，即對地球、眾生和將來的責任。

基督徒對「問責」有其獨特之處，即上主是人類要交代的對象。上主創造大地，賜福人們，並吩咐人們：「要生養眾多，遍滿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裡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各樣活動的生物。」（創世記1章28節）此外，在該隱與阿伯故事中，上主對該隱說：「你弟弟亞伯在哪裡？」（創世記4章9節）然而，上主的創造使祂也進入問責關係中，以「約」（covenant）的關係與眾生建立關係。

耶穌基督就是這約最具體和最完整的表現。祂教導我們，「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路加福音16章10節）然而，對上主的問責不只限於個人，更牽涉政權，「因為沒有權柄不是來自神的。掌權的都是神所立的。」（羅馬書13章1節）重點不只是人民要順服政權，更是政權要向上主問責。尼西亞信經說，「主耶穌基督將來必從威榮中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在人與人關係，問責關乎個人誠信，但在制度裡，問責牽涉強化對制度的監察，並對不負責任者懲罰。那麼，問責可分為：官僚問責性（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即下級向上級負責，上級對下級的監管；專業問責性（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倚賴專業人士的專業操守來進行問責，而不靠嚴密監管；法律問責性（legal accountability），透過訂立法律或合約，來確保人與人、組織與組織的責任；政治問責性（political accountability），透過政治機制（例如選舉），監察施政不善的公職人員，並對之進行懲處。

假戲真做的政治問責

就政治問責性，香港人對此有特別感受。事緣於2002年，當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引進的「高官問責制」（Principal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System）。這是一個新制度，給行政長官選用一些與他理念相同、有合作經驗的人才，以建立自己的團隊協助施政。所以，它是一個政治任命制度（political appointee system），與政治問責毫無關係。若有問責成份，它只是一種政治任命制度。

奇怪的是，董建華卻刻意選擇用「高官問責制」來描述這制度。第一，他希望這政治任命制度取代當時由公務員承擔高官職位，但他預計這樣做法可能觸怒公務員，因為這影響了公務員的晉升機會。因此，董建華用「高官問責制」這理念爭取人民的認同，並淡化他對權力的控制。第二，「高官問責制」的問責對象是中央政府，而非人民。跟公務員不同，高官不是政治中立，而是有明顯政治立場。我們從沒有從在位的高官中聽見他們不滿意政府政策的聲音，反而只有那些離職者才會說「人話」。

有趣的是，在董建華執政時期，下台的官員計有財政司司長梁錦松（2003年）、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2003年）、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2004年）。當中更包括董建華以腳痛為由下台（2005年）。雖然香港政府沒有承認他們的下台是問責的結果，但在假戲真做下，香港人已建立有別於政府對問責的理解。

若說曾蔭權當行政長官初期時（2005～2007）有很高民望是來自他個人誠信的話，我會說，這是來自人民對高官問責體會的結果。所以，其第二任期的民望已明顯下跌。至於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他剛復自用，委任多無能者當高官，與人民對問責的期望越來越遠時，要求梁振英下台就成為人民對高官問責的體會。

良知和監察是我們仍有的工具

民主選舉是其中一種要求政府問責的方法，但當當下香港選舉制度和議會政治（特別是功能組別的安排）越來越荒謬時，香港人不可能只寄望議會的影響力，應要提升人民社會意識、聚焦社會生活議題、深入研究、結社結黨、運用社交媒體等發揮監察力量。

監察不是要跟政府對抗，也不是事事要高官「人頭落地」，但在一個很被動的議會政治下，我們必須有外在問責性的機制（external accountability）。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將政府拉近問責。保羅提醒我們：

在香港政治環境下，光明的兵器就是良知、監察和問責。

（封面照片來源：Colt Group / CC BY-NC-ND；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