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主啟示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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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與家人們針對《民法》修訂議題在Line群組裡有一番討論,同一個家庭的成員,卻對同一個議題有著南轅北轍的看法,甚至連轉貼分享的訊息都有巨大落差,到了毫無對話基礎,必須終止話題的程度。由於彼此都是單純善良的基督徒,撇開消息來源不說,可以排除家人想要散播假消息欺騙對方的意圖。

但這更讓我好奇,這些來自於教會,「一部分人認為錯誤,另一部分人深信不疑」的訊息,究竟為何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鮑曼(Zygmunt Bauman)在《社會學動動腦》裡論及「權力與選擇」時提到,衡量一個人或一個組織有沒有權威(authority),所根據的標準是,人們是否可能純粹因為這個人或組織推崇某個價值,便接受那個那個價值。而服從權威的理由,則是信徒對於「來自那位導師的教誨必屬明智」的信賴。一個人或組織,若想變成被尊崇的權威,就必須提出一個正當性,或一個能證明他們的忠告為何勝過其他忠告,為何必須追隨的說法。

Bauman認為,有些價值被認為特別值得尊敬,是因為背後有「傳統」(tradition)的支持。然而與其說「傳統價值」受到尊崇是因為經得起時間考驗,不如說是宣揚價值的人,為了尋求大眾認同,而千方百計從歷史堆中挖掘真實或臆想的證據,以驗明價值的古董身分。

Bauman指出,歷史印象永遠是選擇性的,「歷史圖像被拼湊出來,是為了給價值戴上年高德劭的冠冕。利用人民敬畏歷史的心理,幫助價值贏得現代的戰爭。一旦人們接受某個價值是祖先的遺產,那個價值就比較不易遭到當代的抨擊;其他價值尚待證明自己,但是來自昔日美好時光的價值,已經通過時間的考驗,即使考試成績不怎麼好。」

而傳統主義式的正當性,在瞬息萬變、人心焦躁不安的年代,特別有吸引力。激進、史無前例的創新,如果被歌頌成傳統方式的復古,往往很有幫助,有時候多少可以減輕一點社會急遽轉變所引起的不確定感,而且似乎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較少痛苦的選擇。

然而我們在保羅的身上卻可以看見另一種不同的例子,從高舉傳統律法逼迫教會的法利賽人,轉變成主張因信稱義的基督徒。當掃羅變成保羅,即使面對信仰劇變,仍有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他的心懷意念。

當保羅落在監獄裡寫信給腓立比教會時寫到,「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並且得以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腓立比書3章8~11節)

當虔誠的基督徒面對變動的社會局面,不知道如何抉擇的時候,都會回到《聖經》尋找上帝的啟示,教會神職人員在此時也會扮演關鍵角色。由於長久建立的權威與信任,教會做出的引導,往往能夠能影響信徒最終的價值判斷,並在主觀上得到「有平安」的感受。

不過這樣的「平安」究竟是來自於上主的啟示,或者是來自於拒斥不確定性的安全感,則無法得知。若有一天上主的光照突然降臨,要我們拋去心中過往既定的成見,我們是否也有勇氣從掃羅變保羅呢?

(封面相片來源:Lawrence OP / CC BY-NC-ND;”Conversion of St Paul”, This mosaic by Boris Anrep is in St Paul’s chapel in Westminster Cath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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