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家人們針對《民法》修訂議題在Line群組裡有一番討論，同一個家庭的成員，卻對同一個議題有著南轅北轍的看法，甚至連轉貼分享的訊息都有巨大落差，到了毫無對話基礎，必須終止話題的程度。由於彼此都是單純善良的基督徒，撇開消息來源不說，可以排除家人想要散播假消息欺騙對方的意圖。
但這更讓我好奇，這些來自於教會，「一部分人認為錯誤，另一部分人深信不疑」的訊息，究竟為何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鮑曼（Zygmunt Bauman）在《社會學動動腦》裡論及「權力與選擇」時提到，衡量一個人或一個組織有沒有權威（authority），所根據的標準是，人們是否可能純粹因為這個人或組織推崇某個價值，便接受那個那個價值。而服從權威的理由，則是信徒對於「來自那位導師的教誨必屬明智」的信賴。一個人或組織，若想變成被尊崇的權威，就必須提出一個正當性，或一個能證明他們的忠告為何勝過其他忠告，為何必須追隨的說法。
Bauman認為，有些價值被認為特別值得尊敬，是因為背後有「傳統」（tradition）的支持。然而與其說「傳統價值」受到尊崇是因為經得起時間考驗，不如說是宣揚價值的人，為了尋求大眾認同，而千方百計從歷史堆中挖掘真實或臆想的證據，以驗明價值的古董身分。
Bauman指出，歷史印象永遠是選擇性的，「歷史圖像被拼湊出來，是為了給價值戴上年高德劭的冠冕。利用人民敬畏歷史的心理，幫助價值贏得現代的戰爭。一旦人們接受某個價值是祖先的遺產，那個價值就比較不易遭到當代的抨擊；其他價值尚待證明自己，但是來自昔日美好時光的價值，已經通過時間的考驗，即使考試成績不怎麼好。」
而傳統主義式的正當性，在瞬息萬變、人心焦躁不安的年代，特別有吸引力。激進、史無前例的創新，如果被歌頌成傳統方式的復古，往往很有幫助，有時候多少可以減輕一點社會急遽轉變所引起的不確定感，而且似乎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較少痛苦的選擇。
然而我們在保羅的身上卻可以看見另一種不同的例子，從高舉傳統律法逼迫教會的法利賽人，轉變成主張因信稱義的基督徒。當掃羅變成保羅，即使面對信仰劇變，仍有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他的心懷意念。
當保羅落在監獄裡寫信給腓立比教會時寫到，「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並且得以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腓立比書3章8～11節）
當虔誠的基督徒面對變動的社會局面，不知道如何抉擇的時候，都會回到《聖經》尋找上帝的啟示，教會神職人員在此時也會扮演關鍵角色。由於長久建立的權威與信任，教會做出的引導，往往能夠能影響信徒最終的價值判斷，並在主觀上得到「有平安」的感受。
不過這樣的「平安」究竟是來自於上主的啟示，或者是來自於拒斥不確定性的安全感，則無法得知。若有一天上主的光照突然降臨，要我們拋去心中過往既定的成見，我們是否也有勇氣從掃羅變保羅呢？
（封面相片來源：Lawrence OP / CC BY-NC-ND；”Conversion of St Paul”, This mosaic by Boris Anrep is in St Paul’s chapel in Westminster Cath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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