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家人们针对《民法》修订议题在Line群组里有一番讨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却对同一个议题有着南辕北辙的看法，甚至连转贴分享的讯息都有巨大落差，到了毫无对话基础，必须终止话题的程度。由于彼此都是单纯善良的基督徒，撇开消息来源不说，可以排除家人想要散播假消息欺骗对方的意图。
但这更让我好奇，这些来自于教会，「一部分人认为错误，另一部分人深信不疑」的讯息，究竟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鲍曼（Zygmunt Bauman）在《社会学动动脑》里论及「权力与选择」时提到，衡量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有没有权威（authority），所根据的标准是，人们是否可能纯粹因为这个人或组织推崇某个价值，便接受那个那个价值。而服从权威的理由，则是信徒对于「来自那位导师的教诲必属明智」的信赖。一个人或组织，若想变成被尊崇的权威，就必须提出一个正当性，或一个能证明他们的忠告为何胜过其他忠告，为何必须追随的说法。
Bauman认为，有些价值被认为特别值得尊敬，是因为背后有「传统」（tradition）的支持。然而与其说「传统价值」受到尊崇是因为经得起时间考验，不如说是宣扬价值的人，为了寻求大众认同，而千方百计从历史堆中挖掘真实或臆想的证据，以验明价值的古董身分。
Bauman指出，历史印象永远是选择性的，「历史图像被拼凑出来，是为了给价值戴上年高德劭的冠冕。利用人民敬畏历史的心理，帮助价值赢得现代的战争。一旦人们接受某个价值是祖先的遗产，那个价值就比较不易遭到当代的抨击；其他价值尚待证明自己，但是来自昔日美好时光的价值，已经通过时间的考验，即使考试成绩不怎么好。」
而传统主义式的正当性，在瞬息万变、人心焦躁不安的年代，特别有吸引力。激进、史无前例的创新，如果被歌颂成传统方式的复古，往往很有帮助，有时候多少可以减轻一点社会急遽转变所引起的不确定感，而且似乎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较少痛苦的选择。
然而我们在保罗的身上却可以看见另一种不同的例子，从高举传统律法逼迫教会的法利赛人，转变成主张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当扫罗变成保罗，即使面对信仰剧变，仍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他的心怀意念。
当保罗落在监狱里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时写到，「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腓立比书3章8～11节）
当虔诚的基督徒面对变动的社会局面，不知道如何抉择的时候，都会回到《圣经》寻找上帝的启示，教会神职人员在此时也会扮演关键角色。由于长久建立的权威与信任，教会做出的引导，往往能够能影响信徒最终的价值判断，并在主观上得到「有平安」的感受。
不过这样的「平安」究竟是来自于上主的启示，或者是来自于拒斥不确定性的安全感，则无法得知。若有一天上主的光照突然降临，要我们抛去心中过往既定的成见，我们是否也有勇气从扫罗变保罗呢？
（封面相片来源：Lawrence OP / CC BY-NC-ND；”Conversion of St Paul”, This mosaic by Boris Anrep is in St Paul’s chapel in Westminster Cath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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