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应该作为台湾社会转型的和平使者（上）

从「教会合一」转向「带领社会和解」的可能性

最近在台湾的基督教会界，弥漫着一股激昂的气氛。这是战后台湾政治史上头一次，台湾各基督教派之间如此接近「合一」的状态：基督教会各个教派及其大部分成员，如此高度地关注著同一个政治议题，而且在主张上的一致性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比例。

确实，基督徒从来就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和国家而存在，关注政治和社会议题是必然的。因此，对于信仰的诠释也往往会审时度势。

从民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威权的年代里，「政治与我无关」、「关心灵魂救赎就好」的「去政治化」语言，往往是一些人试图顿逃于高压政治情境之外以求自保而产生的语言，当然也可能跟其与政权的亲近性有关。相对于此，有些敢于对抗压迫的教派或信徒则试图建构一套属于弱者的、反抗压迫的神学，并在行动上与反抗运动或人权运动者结盟。这时，与反压迫者同行的信仰，是真实地基于信仰良知与人道关怀的信仰。

随着时代迈入民主化后，政治压迫的锁链断开了、信仰自由在宪法意义下获得近乎完整的保障。于是，基督徒不需要再被限缩于信仰的领域而仅愿意自称为「基督徒」，而是被赋予完整意义的公民资格，得以对政治和社会议题进行自由的意见表达，于是基督徒从信仰的领域当中一跃而出，化身成为「公民」。他们理所当然地会试图将自己的信仰价值，应用在公共议题的观点上。

在民主的时代，大是大非的问题（例如政府严重侵犯人权）已经远远小于威权时期出现的状况。出现的政策议题，即使争议很大，都算是可讨论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信仰上尚且有争议，遑论将其应用到政治领域。别忘了，基督新教虽然强调「唯独圣经」，却也同时强调「万民皆祭司」。

在这几周的台湾社会，使基督教会接近「合一」的，是一个对于公民社会而言具有可讨论性的分歧议题。这议题由于持续发烧中，我们姑且观望之。然而，在这议题之外，或许有一个方向，是台湾的整个基督教会界更可以去思考的，这就是：基督教会该如何在「转型正义」的政治转型工程当中，扮演台湾社会的沟通桥梁与和平使者？

换言之，「教会合一」固然值得欣喜，但众教会若能用另一个高度审视当前台湾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是否可以考虑将自己的角色转化成「带领社会和解」呢？

一个非常值得台湾众教会参照的经验，就是南非基督教会在迈向种族和解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转型正义与当前台湾社会

「转型正义」这字眼，在这两年台湾的政治新闻，几乎已经成为热门的政治词汇，也常被用来等同于政治斗争。是这样吗？既然提到了，为了确保精确性，在此还是得学究式地简要交待一下。

根据「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CTJ）的定义：「转型正义是对过去制度性或大规模人权侵害的回应。它的目的是让受害者获得肯任，同时也提升和平、和解与民主的可能性。转型正义并非特殊型态的正义，而是以历经普遍性人权侵害的转型社会为对象的调适性正义。」简言之，转型正义是为了修复过去的政权侵害人权所采取的作为。

尽管如此，各国在面对转型正义所采取的手段却各不相同，若粗浅地区分，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遗忘，即是不去追诉威权时期的加害者，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之前的西班牙和当前台湾。第二种是肃清，即国家以法律或行政的手段对于威权时期侵犯人权的加害者全面进行追究和起诉，德国是目前最好的例子。

第三种是和解与追求真相，这种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中庸手段，试图兼顾追求真相与社会和谐，于是在作法上，通常会由专业人士和社会中德高望重者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为了让加害者（或共谋者）愿意出面说出真相，该委员会通常会尽可能地视情况来对加害者施以特赦。典型的例子即是南非。

当前的台湾社会，正准备远离遗忘的模式（只有赔偿和正在努力的厘清真相），准备通往真正的转型正义道路，试图全面处理台湾在威权时期违反人权的种种结构性不义。遗憾的是，我们仍然可以听到政治上和社会上有声音力抗这项重要人权进程，反对的声音主要是认为这是民进党政府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必需承认，或许有一部份这样的成分存在，但绝非全部。指责这是政治斗争工具的人本身也是在进行政治斗争，同时不理解转型正义对于人权进程的重要性。

台湾社会在面对转型正义的议题时，该问的问题绝非「该不该进行转型正义」，站在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不该是个问题。如果反对者有智慧，或许可以考虑引领整个社会去思考台湾「该进行什么样的转型正义」？如果以德国为代表的「肃清」模式会给人政治斗争的感觉，那么何妨带领社会去思考以南非为代表的「真相与和解」模式的可能性呢？既可以引领政治讨论的风潮，又可以提高己方政治势力的民调支持度，何乐而不为呢？

南非的转型正义与基督教会与信仰的角色

南非在1994年首次打破种族隔离制度，赋予黑人全面的参政权。这年，黑人的主要政党非洲国民议会（ANC）在国会选举中或的压倒性的胜利，并选出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为首任黑人总统。曼德拉当选后，于是于1995年任命南非的圣公会大主教屠图主教（Desmond Tutu）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致力于处理「种族隔离」（apartheid）时期白人政府侵害黑人权利的真相调查。

原本「真和会」的实践是一项白人统治者和黑人政治领袖进行妥协的产物。实践上，其作法是对于转型正义采取「以特赦换取真相」的模式。曾在南非转型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前南非大法官萨克思（Albie Sachs）在其著作《断臂上的花朵》中，就曾指出实践「真和会」承诺的主要考量在于：在白人交出政权之前，必须确保其愿意协助平和转移政权。

针对「真和会」的设立理念，他这么说：「何不将赦免和真和会连结起来呢？我是这么建议的。我们不能承诺全体赦免，但每一个挺身而出并坦白他或她做过什么事的人，都可以接受到个人的免责。……侵害人权的加害者、滥刑者、杀手等都有了将其过去所作所为坦承公诸于世的诱因。相对地，南非国人将能得到真相。这不是别有所图的哗众取宠的公开审判，也不是利诱或威逼。……这是以保证赦免为奖励的自愿性告罪忏悔。」（《断臂上的花朵》，99～100页）

真和会在后来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不仅仅只达到了「以特赦换取真相」的表面效果，而是达到了「集体疗愈」的更深层意义。「集体疗愈」往往不是世俗法律的执行所能带来的，而是宗教信仰才可能带来的。这当中，基督教会的协助应属关键。

如果我们去看关于当年南非「真和会」的外国媒体的报导，大概都可以看到「真和会」开会的照片，其中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很多「真和会」举办公听会的场地都是南非基督教会所提供的。

「真和会」原本的构想固然是来自于政治妥协的顾虑，然而，在立法的过程中，南非的教会却扮演重要的角色，使得该委员会的成立目的，更重视以受害者为中心。具体来说，「真和会」的法案规定：对于在种族隔离时期所犯下的罪进行诚实的揭露是让委员会对加害者进行特赦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真和会」成立后，各个地方教会积极协助各地举办针对种族隔离时期人权侵害的公听会。当时，南非的各个教会主要是透过全国性的组织「南非教会联合会议」（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来统筹协助政府于各地举办的密集公听会。屠图主教即是该联合会议的领导人之一。教会的神职人员，不仅提供场地和人力协助公听会的举办，更替种族隔离时期的受害者提供咨询或咨商。

后来的研究者指出，在整个南非「真和会」运作的过程中，不仅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圣公会大主教屠图主教，在「真和会」的实际进行过程中，也都可以看到许多类似基督教仪式的影子。基督教仪式的影响，还不仅止于仪式本身，更重要的是对于原本「特赦」概念的转化。

由于屠图主教出身于宗教界，使得他主持下的「真和会」并不仅关心政治意义上的「特赦」（amnesty），而是更深层地将基督教信仰的「赦免」（forgiveness）。正是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赦免」概念，影响了「真和会」的实践。在当时南非的脉络下，「特赦」指的并非针对法庭上被定罪的罪犯进行免除罪责，原因是在种族隔离时期，这些加害者的行动通常是法律所允许的。「特赦」于是就意指对那些在种族隔离政策下实行政治迫害的加害者进行罪责的免除。

相对于此，「赦免」则完全是心灵层面的，意指在冲突的双方之间，一方针对错误的一方不予计较并与对方和解。这完全是一种基于良心的决定，意在避免仇恨。

从南非众教会在南非处理「转型正义」过程中所做的积极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南非社会带来的，是带领南非社会走出种族隔离的仇恨和伤痛，迈向建构黑白族群和谐共存的多元社会。在现代社会里面，向我们深刻展演了耶稣那句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章9节）

继续阅读：基督教会应该作为台湾社会转型的和平使者（下）

（封面相片来源：UN Geneva / CC BY-NC-ND；屠图大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