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面对受难记忆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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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是奥秘,非但道成肉身本身是个奥秘,而且,道成肉身的过程也是个奥秘,这过程显现在圣经中所记,神的使者宣告圣诞的对象──上大夜班的牧羊人(路加福音2章8~16节),以及圣诞讯息隐瞒的对象──因救过凯撒一命,而得以统治以色列行省的大希律王(马太福音2章1~16节)。

低下的被殖民者以色列人中更低下的长工得以亲眼见证耶稣降生,而蒙人间帝王授予大权的殖民地总督一无所获,在下的已经在上,在后的已经在前。

然而更大的奥秘是:我们竟然都听说了这件事。但在这件事情中,却有一群人特别不同,在所有版本的圣诞故事中,只有这群人没留下只字片语。

没能参与到圣诞,却用自己的方式将名字留在故事中的希律王,在「诸圣婴被杀日」(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这天,因为找不到耶稣,便杀了伯利恒内外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只是为了将殖民者赏赐的权位握在手里。这件屠杀,我们也听说了,并且我们纪念:英国国教会、路得宗和罗马天主教是12月28日,东正教是12月29日。

我们听说,我们纪念,为什么是奥秘?

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听说,是因为一直有人努力记住──不单是记住发生的事情,而且还记住事情的意义──这日有一婴孩为你们降生;那日有诸多婴孩为此而死。

记住,所以基督信仰存在。而我们所记住的,未必总是像刻板印象中的圣诞那样平安喜乐。孩子们死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如今我们纪念圣诞,我们记得的是救主降生;但是对伯利恒内外在大屠杀底下失去孩子的双亲而言呢?我们岂不记得经上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马太福音2章18节)

正是为此,在另一场纳粹的大屠杀过后,哲学家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lcovic)对两个神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奥斯威辛之后,祈祷是否也已不复存在?」奥斯威辛是二战纳粹大屠杀的代表性集中营,「奥斯威辛之后」,则成了思想家关注的问题。

这个问题中的「也」意味深长,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另一位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提过:「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马尔科维奇对神学家的提问,因而显露出一种含蓄的咄咄逼人,他的意思似乎更是:奥斯威辛之后,祈祷是否「也」是野蛮的?

受到质问的神学家是一对师徒:卡尔.拉纳(Karl Rahner)和约翰.梅茨(Johann Baptist Metz)。然而,在提出这个问题的研讨会场合之外,同样感受到这个质问的,还有神学家尤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和杜乐蒂.左勒(Dorothee Sölle)。我们可以说,奥斯威辛的记忆,从根本上影响了二战后的德语神学(可参考「身为德国人:左勒及《想像与顺服》」一文),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德国人对于文明的认知,甚至影响了国际上对于人权的理解。

而这样的影响范围是否包含台湾呢?至少,是否包含了台湾的教会呢?当台湾的高中在校庆中演出雾社事件「光复中华民族」,以及为了「欣赏纳粹的纪律及忠诚和美学」而kuso演出时,台湾教会也应该打破沉默,提出教会的看法,因为我们非但和上述神学家一样,处于「奥斯威辛之后」,我们也在「雾社事件之后」,我们也在「二二八之后」、「白色恐怖之后」……

在这些事情之后,「祈祷是否也已不复存在?」

面对如此沉重的问题,神学家的回答是什么?

梅茨坦承陈述自己属于那个「缓慢、而且太慢地认识到自己属于『奥斯威辛之后』的一代」,而他的神学正是要对此一认识负责,而这样的神学不是要「赋予灾难某种基督信仰的意义」,相反地,则是成为「批判神学的神学」。批判什么神学?无能抵抗文化失忆的神学,以概念取代「记住」的神学。为什么会失忆?因为失忆才能快乐,「记忆是痛苦的根源」,恐怖的记忆如此,而纳粹大屠杀以理性的冷酷和科学的精准执行的恐怖,更是让人不愿回想。

然而,梅茨作为「奥斯威辛之后」的神学家,在面对尖锐的质问后主张的正好是:要担起记住的痛苦,这是基督徒的基本责任,因为「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命令。

用梅茨的话讲,我们不能只有复活的记忆(memoria resurrectionis),我们更要有的是受难的记忆(memoria passionis):「不被理解成受难记忆的复活记忆,只是神话罢了。」而从抗拒对受难记忆的失忆开始,我们才有可能避免灾难的无形后果:受苦的人、无声的自杀;记住,我们才会继续在乎,并注意到身边在精神与肉体上已然破碎,因而对人世再无留恋、对自己已不抱盼望、对同样按著神的形象创造的人已不再有期待的人。记住,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叫爱你的邻人──因为我们记得了那些被屠杀的、死里逃生的、以及永远失去了亲友的人,我们记住了「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的拉结。

一间高中校庆的演出已经激起了不小的震荡,而在这样的时候,正是我们应该重新反思「奥斯威辛之后」的神学所带给我们的提醒,并站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脉络中,找回我们该有的「记住」,让教会坚持的受难记忆,生出能够拥抱台湾的过去与现在的信仰话语,这样的话语,才是我们能够回应世界的声音。同时,我们也该记得:「记住」的教训,是多么艰难才得到的,事件中的高中生们,只是我们文化的一员,我们只有可能和他们一起,学习面对受难记忆,学习「记住」。

(封面相片来源:~ Lone Wadi ~ / CC BY-SA;奥斯威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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