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居风暴》：戏里戏外，同样身陷桎梏的伊朗女人

2012年，以《分居风暴》（A Separation）荣获金熊奖、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今年推出了新作品《新居风暴》（The Salesman），描述一对夫妻因一场意外面临人生重大转折；这部作品虽然不若《分居风暴》般经典、高人气，仍再次拿下坎城影展最佳剧本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

藏在剧情下的女性困境

表面上，《新居风暴》是描述一场婚姻意外走向崩解的过程，但其中拥有多线值得分别深入探讨的内容，包括：饶恕与复仇、阶级与歧视、加害与受害、司法体制与传统价值⋯⋯。而缓慢的节奏，让人在看似冗长沉闷的步调中，更能体会生活中循序渐进、无意间逐渐将一个人完全吞噬的无力感；除去了戏剧张力，反而加深了观众感受角色立场与心理变化的力道。

在这里，我们特别将焦点对准片中关注的女权议题。在《新居风暴》中，主角夫妻乔迁新居，却因前房客的特殊身份受到威胁，女主角一时大意引狼入室，清醒时已身在医院，丈夫要求报警，却遭妻子拒绝——在意外发生时，其他住户听见女主角的尖叫声，却「以为是家暴，所以没上楼查看」；邻居得知夫妻放弃报警，安慰他们「告上法庭也没有帮助，只是让妻子难堪」。

在封闭的社会风气下，女人的名节关系着她的生命价值，而伊朗的伊斯兰刑法对女性特别严厉，对法官而言，妇女的证言可信度仅是男性的一半，因此，一桩过程不明的性侵案，不但容易招惹邻里耳语，更可能在司法体系中，遭受不公平的问责与羞辱，造成二次伤害。

于是，即使这对夫妻身为中产阶级知识份子——同为剧场演员，丈夫还兼任学校教师——一牵扯上两人的名誉与自尊、社会大众的眼光，便宁愿息事宁人、私下寻凶，也不愿公开向司法寻求协助。

而戏外，真实的伊朗社会又是怎样的呢？

戏里戏外都身陷桎梏的女人

即使阿斯哈法哈蒂在国际上为伊朗电影博得不少荣誉，但连续针砭女权低落的两部作品，让伊朗保守派一直对其怀有敌意。饰演《新居风暴》女主角的塔拉内・阿里杜丝提（Taraneh Alidoosti）是伊朗1980一代知名女星，在《新居风暴》甫获坎城大奖、载誉归国的第一场记者会上，她不经意露出手臂上象征女权符号的刺青，引起舆论挞伐。而2014年，因出演《分居风暴》而受邀担任第67届坎城影展评审的女星莱拉哈塔米（Leila Hatami），也曾因在红毯上亲吻影展荣誉主席的脸颊，遭到伊朗官方强烈批评。

其实，伊朗的女权并非阿拉伯国家中最糟糕的，但女性地位自1979年的宗教革命后便剧烈下滑。当时的宗教领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理想国度」，严格限制伊朗女性举止，穿着不得露出脸和手以外的身体部位，亦不得与家庭成员之外的男性肢体接触，连外国女观光客也需遵守规定；推动「新家庭政策」，排挤女性就业，让女性平均失业率达到男性的两倍半；男性可一夫四妻；妻子须取得丈夫许可才能出境⋯⋯2016年10月，更有女议员当选后被取消资格，引起轩然大波。种种限令，让人难以想像革命前的伊朗，富裕、现代、开放，首都德黑兰不但曾被称为「东方巴黎」，西方文化、流行时尚和好莱坞盛行一时，全国GDP也是全球第四名。。

圣经上曾描述「以拦」（埃兰，Elam）——挪亚之孙、闪之长子，其最初落脚之地，也是伊朗境内最古早的文明之地：「我要在以拦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拦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49章38～39节）看见上帝在圣经中对伊朗的心意，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又可以如何参与在这份心意当中？可以如何关注伊朗、为伊朗祷告？

伊朗，对福音最开放的中东国家

众所皆知，伊朗的穆斯林人口占全国98%，也是唯一以什叶派为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却又因着对政治、宗教压力与极端主义的反感，成为中东地区对福音最开放的国家。1994年，「埃兰宣教组织」和「威克里夫宣教差会」合作翻译波斯语圣经，2003年完成新约圣经，直到2014年，才出现第一本波斯语圣经。这20年间，伊朗基督徒人数快速成长至40万人，当地教会增加的速度也是全球之最。

虽然「叛教」罪可处死，境内无任何基督教公开媒体与书籍，教会只能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基督徒被逮捕、拘禁、逼迫的消息更时有所闻，但许多伊朗百姓仍借由福音卫星频道听闻福音，并做出一个可能以性命为代价的决定。

在困难与逼迫中，伊朗基督徒因着渴慕生命的意义、转变与自由，不惜牺牲一切追求信仰，在我们这群相对安逸的基督徒面前，显出上帝的奇妙和信心的榜样。如果可以，让我们为伊朗祷告，尤其受到长期辖制、压迫的伊朗女人们，盼望她们那藏在厚重罩袍下的身体与心灵，终有一天可以找到真正的自由。

【影片】改变世界的旅程——为伊朗祷告：

（剧照提供：海鹏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