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如何看待以巴衝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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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當代基督徒,每當看到關於以巴衝突的新聞的時候,心中必然充滿了複雜的情緒。因為平常在聖經當中所讀到的許多舊約經文,總是可以看到上帝對以色列這個民族的應許是以當今巴勒斯坦這塊土地為基礎;然而,這塊上帝的應許之地卻是當代世界衝突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矛盾之處通常在於:如果以信仰的角度出發,該執著於舊約經文中強調的「應許之地」,還是要學習耶穌以「愛」來同理受苦者的精神?若是前者,則可能傾向支持以色列;若是後者,則可能較為同情巴勒斯坦的處境。

我認為,在談價值和信仰之前,人們有必要先釐清一些事實,才不容易淪為盲目表態。

國際格局下的以巴衝突

當代以色列國家的建立,本身就是國際上權力政治的產物。無可否認地,在歷史上的南國猶大在西元前六世紀末期被巴比倫帝國所滅亡之後,以色列這個民族就不再擁有屬於自己的國家,2000多年的時間裡面處於流亡(diaspora)的狀態。

19世紀末期這個民族開始在歐洲出現尤太復國運動(Zionist),這個運動的一個支派強調透過政治上建立國家來達成,於是1897年由赫茨爾(Theodor Herzl)在瑞士巴塞爾成立「世界尤太復國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有計畫的推動尤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尤太復國運動在1917年英國發佈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得到了承諾。1947年聯合國通過決議案,決議在巴勒斯坦地區實行分治。隔年英國結束巴勒斯坦的託管,現代以色列終於在該年5月15日建國。

以色列建國至今,以巴衝突從未止息,兩者之間也往往仰賴第三方的調停,歐洲和美國當然是最關鍵的調停者。值得一提的是,當前以巴衝突中最重要的爭議,其實是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以色列所取得的佔領區。其中,以色列早在1982年和平協議後將西奈半島歸還埃及,其在迦薩走廊的佔領區也已在2005年全面撤離軍隊和屯墾區。剩下的是:約旦河西岸(West Bank)、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以及東耶路撒冷。這當中又以東耶路撒冷的爭議最大:巴勒斯坦希望建國後以此為首都,但以色列卻認為整個耶路撒冷是該國不可分割的首都。

整體來講,近年來主要歐洲國家較為同情巴勒斯坦,並促進以巴雙方執行「兩國方案」,以國必須退出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的佔領區。美國在小布希總統任內較為支持以色列,到了歐巴馬總統任內則呈現較為中庸的態度:支持巴勒斯坦建國,除了多次與巴勒斯坦領袖阿巴斯(Mahmoud Abbas)會面之外,也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直到2011年巴勒斯坦單方面向聯合國提案成為會員國才導致兩國關係惡化。

近期至少有三件以巴關係的新聞值得注意。首先,美國準總統川普宣布將提名律師傅立曼(David M. Friedman)擔任駐以色列大使。傅立曼長期以來和以色列的極右派有良好關係,他反對「兩國方案」。此外,傅立曼與川普及當前以色列納坦雅胡政權一致,主張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永久首都,美國應該將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川普就任總統後的美國,勢必將扭轉以往美國政府對以巴衝突的立場,走向親以色列鷹派政府的路線,以巴衝突是否加遽,值得觀察。

其次,2016年12月23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了「第2334號決議文」,決議案指出,以色列在「1967年起的巴勒斯坦佔領地,包含東耶路撒冷」進行的佔領行動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這項決議主要是由於美國棄權,才使得決議案以14比0的票數通過。從美國棄權也可以看出,歐巴馬政府不滿以色列鷹派政府的強勢作風,然而此舉僅具象徵意義,因為川普已明確表示反對此項決議案。

第三,在法國的主導下,本月15日,70個國家的代表包括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以及歐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國家(以巴雙方的代表皆未參加),在巴黎舉行以巴和平進程的高峰會。與會代表重申對於「兩國方案」的支持,並警告雙方不得採取單邊的行動。會議目的在以國際壓力降低升溫的以巴情勢。然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卻不領情。

以巴衝突的問題,並非簡單的兩國衝突,而是牽涉到複雜的國際政治的角力。其中,在以巴關係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美國,由於尤太人對美國國內政治有極大的影響力,也使得美國常在以巴問題上呈現擺盪的狀態。

美國基督徒看待以巴衝突:分裂的態度

在影響以巴關係的世界強權當中,美國是最為特別的。儘管以任何統計而言,尤太人口都佔不到美國的3%,但卻在美國的文化、政治和經濟領域扮演極為關鍵的影響力。此外,由於泛基督教人口在美國佔了大約7成,而基督教信仰在傳統上又和尤太教信仰具有一定程度的親近性,因此美國基督徒如何看待以巴衝突,也成了影響美國國內政治的一項重要因素。

在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報告當中,美國人整體對以色列的同情高於對巴勒斯坦的同情(分別是54%和19%)。如果以宗教信仰作為區分標準的話,在以巴問題上「較為同情以色列:較為同情巴勒斯坦」的比例如下:整體新教徒是66%:13%,整體天主教徒是50%:18%。如果看新教徒的子群體,則白人福音派79%:5%,白人的主流新教派60%:14%,黑人新教徒59%:19%。

至於天主教徒的子群體,則白人天主教徒60%:14%,西班牙裔天主教徒36%:25%。從這當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新教徒相較於天主教徒,更為同情以色列處境,在這些新教徒當中,又以白人的福音派最同情以色列。

目前,美國國內支持以色列最大的基督徒組織「基督徒團結支持以色列」(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就是由福音派牧師哈吉(John Hagee)所主導,該組織宣稱有超過300萬的成員,致力於教育並促使美國的基督徒支持以色列。他們主張,從聖經的觀點,基督徒應該支持尤太人在中東的行動,包含對抗哈瑪斯、對抗伊朗,以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最後這點非常重要。

然而,與此組織相對的是另一個基督教組織:「中東和平教會團」(Churches for Middle East Peace),是由美國的正教會、天主教和部分基督新教教會所組成的一個教會聯盟,致力於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能夠朝向推動更平等和正義的以巴和平方案前進。該組織的中東政策主張和「基督徒團結支持以色列」幾乎是針鋒相對的,例如他們主張:實行可行的兩國方案、以巴雙方共享耶路撒冷、以國際人權公約為基礎推動以巴地區的人權、鼓勵中東衝突的去軍事化,以及確保中東地區的尤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能夠生活在一個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針對美國在聯合國「第2334號決議文」中棄權的行動,兩個組織的態度截然不同。前者譴責歐巴馬政府的不作為,認為這「不僅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也是站在上帝錯誤的一邊」。相對於此,後者早在聯合國通過該決議之前就曾試圖遊說歐巴馬政府,針對該決議文投下贊成票,雖然歐巴馬政府最後棄權,但該組織認為此舉已是一大進步。

從美國基督徒和基督教組織對於以巴衝突的分裂態度來看,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一種信仰,各自表述」的情境。

古代以色列到當代以色列:「權力政治」到「國際規範」

古代的國際秩序,運作的邏輯是以國力興衰為基礎的「權力政治」。古代以色列民族真正擁有自己國家的時間不超過500年:西元前11世紀,這個民族建立了強大的以色列聯合王國,但只持續了三代就分裂為南北兩個王國。北國以色列持續了200多年即被強盛的亞述帝國所滅,南國猶大則持續了300多年被巴比倫帝國所滅。後來猶太人又經歷了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和羅馬帝國所統治,這些時間以色列民族都是屬於被統治者的身份。

儘管在舊約聖經的記載中,上帝要讓以色列這個民族興衰的理由是「是否行公義」。然而,從更廣泛的架構來看,以色列之外的強權(從亞述帝國到羅馬帝國)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用來毀滅不敬虔與不公義的以色列國家。簡言之,國家的興衰,背後的動力是「上帝意志」,而「權力政治」則是「上帝意志」的展現。

到了20世紀後半葉,國際政治運作的邏輯,除了「權力政治」之外,又加上了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規範」。儘管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是各國民族意識狂飆的年代,國與國之間憑藉的仍是政治、經濟、軍事等總體國力的權力競逐。然而,人類社會由於兩次大戰死傷無數的慘烈教訓,使得世界各國領導人之間逐漸取得共識,期盼從「權力本位」的年代邁向「人權至上」的年代,1948年聯合國發佈的《世界人權宣言》就是這項共識的產物。

雖然當前國際政治仍充滿權力政治的角力,然而與「權力政治」相平行的則是出現在國際法典當中的「人權價值」。各國對他國進行威脅或干預的政治或軍事行動時,不能忽略國際法規範制裁的可能性。「上帝意志」的展現形式可能不再只是「權力政治」了,相對地,體現「人權價值」的「國際規範」更有落實「上帝意志」的可能性。

1948年建國的以色列,屬於當代「民族國家」的形式,並非古代的國家形式,理應服膺於當代國際法的規範。根據1949年制定的「日內瓦第四公約」(Fourth Geneva Convention)第49條規定:「凡自佔領地將被保護人個別或集體強制移送及驅逐往佔領國之領土或任何其他被佔領或未被佔領之國家之領土,不論其動機如何,均所禁止。」

當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佔領區,是在1967年以阿六日戰爭之後所佔領的區域,包括了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以及東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大量移入以色列人民進入這些佔領區,同時限制或驅逐原來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措施,早已違反國際法規定,這點已是受到聯合國和主流的國際法專家所肯定的事實。

倘若以色列仍以上帝的「應許之地」作為其對佔領區域的強勢軍事行動作為理由,同時對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施行不人道的待遇,實在難以令具有人權意識的當代基督徒苟同。

(封面相片來源:IsraelMFA / C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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