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如何看待以巴冲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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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当代基督徒,每当看到关于以巴冲突的新闻的时候,心中必然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因为平常在圣经当中所读到的许多旧约经文,总是可以看到上帝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应许是以当今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为基础;然而,这块上帝的应许之地却是当代世界冲突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矛盾之处通常在于:如果以信仰的角度出发,该执著于旧约经文中强调的「应许之地」,还是要学习耶稣以「爱」来同理受苦者的精神?若是前者,则可能倾向支持以色列;若是后者,则可能较为同情巴勒斯坦的处境。

我认为,在谈价值和信仰之前,人们有必要先厘清一些事实,才不容易沦为盲目表态。

国际格局下的以巴冲突

当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国际上权力政治的产物。无可否认地,在历史上的南国犹大在西元前六世纪末期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亡之后,以色列这个民族就不再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家,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处于流亡(diaspora)的状态。

19世纪末期这个民族开始在欧洲出现尤太复国运动(Zionist),这个运动的一个支派强调透过政治上建立国家来达成,于是1897年由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瑞士巴塞尔成立「世界尤太复国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有计画的推动尤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尤太复国运动在1917年英国发布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得到了承诺。194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案,决议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分治。隔年英国结束巴勒斯坦的托管,现代以色列终于在该年5月15日建国。

以色列建国至今,以巴冲突从未止息,两者之间也往往仰赖第三方的调停,欧洲和美国当然是最关键的调停者。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以巴冲突中最重要的争议,其实是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所取得的占领区。其中,以色列早在1982年和平协议后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其在迦萨走廊的占领区也已在2005年全面撤离军队和屯垦区。剩下的是:约旦河西岸(West Bank)、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以及东耶路撒冷。这当中又以东耶路撒冷的争议最大:巴勒斯坦希望建国后以此为首都,但以色列却认为整个耶路撒冷是该国不可分割的首都。

整体来讲,近年来主要欧洲国家较为同情巴勒斯坦,并促进以巴双方执行「两国方案」,以国必须退出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的占领区。美国在小布希总统任内较为支持以色列,到了欧巴马总统任内则呈现较为中庸的态度: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除了多次与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Mahmoud Abbas)会面之外,也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直到2011年巴勒斯坦单方面向联合国提案成为会员国才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近期至少有三件以巴关系的新闻值得注意。首先,美国准总统川普宣布将提名律师傅立曼(David M. Friedman)担任驻以色列大使。傅立曼长期以来和以色列的极右派有良好关系,他反对「两国方案」。此外,傅立曼与川普及当前以色列纳坦雅胡政权一致,主张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永久首都,美国应该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川普就任总统后的美国,势必将扭转以往美国政府对以巴冲突的立场,走向亲以色列鹰派政府的路线,以巴冲突是否加遽,值得观察。

其次,2016年12月23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334号决议文」,决议案指出,以色列在「1967年起的巴勒斯坦占领地,包含东耶路撒冷」进行的占领行动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这项决议主要是由于美国弃权,才使得决议案以14比0的票数通过。从美国弃权也可以看出,欧巴马政府不满以色列鹰派政府的强势作风,然而此举仅具象征意义,因为川普已明确表示反对此项决议案。

第三,在法国的主导下,本月15日,70个国家的代表包括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国家(以巴双方的代表皆未参加),在巴黎举行以巴和平进程的高峰会。与会代表重申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并警告双方不得采取单边的行动。会议目的在以国际压力降低升温的以巴情势。然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却不领情。

以巴冲突的问题,并非简单的两国冲突,而是牵涉到复杂的国际政治的角力。其中,在以巴关系当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美国,由于尤太人对美国国内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力,也使得美国常在以巴问题上呈现摆荡的状态。

美国基督徒看待以巴冲突:分裂的态度

在影响以巴关系的世界强权当中,美国是最为特别的。尽管以任何统计而言,尤太人口都占不到美国的3%,但却在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扮演极为关键的影响力。此外,由于泛基督教人口在美国占了大约7成,而基督教信仰在传统上又和尤太教信仰具有一定程度的亲近性,因此美国基督徒如何看待以巴冲突,也成了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一项重要因素。

在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报告当中,美国人整体对以色列的同情高于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分别是54%和19%)。如果以宗教信仰作为区分标准的话,在以巴问题上「较为同情以色列:较为同情巴勒斯坦」的比例如下:整体新教徒是66%:13%,整体天主教徒是50%:18%。如果看新教徒的子群体,则白人福音派79%:5%,白人的主流新教派60%:14%,黑人新教徒59%:19%。

至于天主教徒的子群体,则白人天主教徒60%:14%,西班牙裔天主教徒36%:25%。从这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新教徒相较于天主教徒,更为同情以色列处境,在这些新教徒当中,又以白人的福音派最同情以色列。

目前,美国国内支持以色列最大的基督徒组织「基督徒团结支持以色列」(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就是由福音派牧师哈吉(John Hagee)所主导,该组织宣称有超过300万的成员,致力于教育并促使美国的基督徒支持以色列。他们主张,从圣经的观点,基督徒应该支持尤太人在中东的行动,包含对抗哈玛斯、对抗伊朗,以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最后这点非常重要。

然而,与此组织相对的是另一个基督教组织:「中东和平教会团」(Churches for Middle East Peace),是由美国的正教会、天主教和部分基督新教教会所组成的一个教会联盟,致力于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能够朝向推动更平等和正义的以巴和平方案前进。该组织的中东政策主张和「基督徒团结支持以色列」几乎是针锋相对的,例如他们主张:实行可行的两国方案、以巴双方共享耶路撒冷、以国际人权公约为基础推动以巴地区的人权、鼓励中东冲突的去军事化,以及确保中东地区的尤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能够生活在一个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针对美国在联合国「第2334号决议文」中弃权的行动,两个组织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谴责欧巴马政府的不作为,认为这「不仅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也是站在上帝错误的一边」。相对于此,后者早在联合国通过该决议之前就曾试图游说欧巴马政府,针对该决议文投下赞成票,虽然欧巴马政府最后弃权,但该组织认为此举已是一大进步。

从美国基督徒和基督教组织对于以巴冲突的分裂态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一种信仰,各自表述」的情境。

古代以色列到当代以色列:「权力政治」到「国际规范」

古代的国际秩序,运作的逻辑是以国力兴衰为基础的「权力政治」。古代以色列民族真正拥有自己国家的时间不超过500年:西元前11世纪,这个民族建立了强大的以色列联合王国,但只持续了三代就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北国以色列持续了200多年即被强盛的亚述帝国所灭,南国犹大则持续了300多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后来犹太人又经历了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所统治,这些时间以色列民族都是属于被统治者的身份。

尽管在旧约圣经的记载中,上帝要让以色列这个民族兴衰的理由是「是否行公义」。然而,从更广泛的架构来看,以色列之外的强权(从亚述帝国到罗马帝国)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用来毁灭不敬虔与不公义的以色列国家。简言之,国家的兴衰,背后的动力是「上帝意志」,而「权力政治」则是「上帝意志」的展现。

到了20世纪后半叶,国际政治运作的逻辑,除了「权力政治」之外,又加上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规范」。尽管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是各国民族意识狂飙的年代,国与国之间凭借的仍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总体国力的权力竞逐。然而,人类社会由于两次大战死伤无数的惨烈教训,使得世界各国领导人之间逐渐取得共识,期盼从「权力本位」的年代迈向「人权至上」的年代,1948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这项共识的产物。

虽然当前国际政治仍充满权力政治的角力,然而与「权力政治」相平行的则是出现在国际法典当中的「人权价值」。各国对他国进行威胁或干预的政治或军事行动时,不能忽略国际法规范制裁的可能性。「上帝意志」的展现形式可能不再只是「权力政治」了,相对地,体现「人权价值」的「国际规范」更有落实「上帝意志」的可能性。

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属于当代「民族国家」的形式,并非古代的国家形式,理应服膺于当代国际法的规范。根据1949年制定的「日内瓦第四公约」(Fourth Geneva Convention)第49条规定:「凡自占领地将被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制移送及驱逐往占领国之领土或任何其他被占领或未被占领之国家之领土,不论其动机如何,均所禁止。」

当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占领区,是在1967年以阿六日战争之后所占领的区域,包括了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以及东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大量移入以色列人民进入这些占领区,同时限制或驱逐原来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措施,早已违反国际法规定,这点已是受到联合国和主流的国际法专家所肯定的事实。

倘若以色列仍以上帝的「应许之地」作为其对占领区域的强势军事行动作为理由,同时对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施行不人道的待遇,实在难以令具有人权意识的当代基督徒苟同。

(封面相片来源:IsraelMFA / C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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