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絲緹（Astrid）是多才多藝的女演員，在結合詩、音樂與舞蹈的諷刺獨角戲（Kabarett）劇場與廣播界，擁有頗獲好評的事業發展。她與劇場經理育有一女，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在她腹中第六個月時，產檢得知胎兒可能患有唐氏症（Down Syndrom），兩人決心要迎接挑戰的同時，照顧大女兒的保母卻不願照顧狀況特殊的嬰兒，索性請辭；大女兒也表示不喜歡即將來臨的新弟弟。阿絲緹的媽媽起先心疼女兒孤立無援，捨豪宅搬來女兒家照顧孫女，但無法適應與女兒男友同住的生活，只好搬離。
不料進一步的產檢發現，胎兒同時也患有心室中膈缺損的問題，胎兒一出生即必須接受手術，否則無法生存；阿絲緹去嬰兒重症病房探望類似病症的嬰兒，受苦的嬰兒令她難以承受。各種壓力集於一身，使她登台時竟無法開口說出任何台詞，演出只得中斷，雖然觀眾熱情支持，但事業可能難以兼顧令她更加焦慮。阿絲緹於是不顧男友的反對，忍痛捨棄已六個月大的胎兒。
這是2016年上映的德語片《24週》（24 Wochen片名暫譯），2月14日於柏林影展首映，為去年唯一角逐「金熊獎」的德語片，9月院線上映後不僅受到票房支持，也已獲得柏林影展「最佳藝術電影」及其他許多電影獎肯定；同年11月25日也已在台上映。片中出現的醫護人員全為真正的執業醫護，供本片使用影像的胎兒已平安出生，健康成長中。
在德國，婦女墮胎與殺嬰已除罪化，且無須伴侶或胎兒的生父同意，孕婦可自行決定是否要終止懷孕。和台灣一般人的想法背道而馳的是，德國墮胎率逐年下降，2009年已降至千分之7.1（全球平均為千分之35），2015年遭捨棄的胎兒為9萬9237名（德國2015年人口逾8000萬人），未來仍將朝向零墮胎率持續努力。
台灣社會對墮胎的道德約束相對薄弱，儘管有兩條相牴觸的法律「墮胎法」和「優生保健法」，仍無法阻止每年超過25萬胎兒遭墮胎死亡，前陣子有婦產科醫師粗估，台灣每年遭墮胎捨棄的胎兒上看50萬，恐怕為活產嬰兒的2～2.5倍，此話經媒體報導雖驚動一時，但新聞熱度一過，便無人放在心上。
坦白說，台灣社會顯然不願正視墮胎問題，至今我國仍缺乏完整、透明公開的人工流產統計，相應的具體解決之道也乏善可陳。相對於國人常見十大死因，嚴謹、詳細、透明且公開的統計已累積逾35年，某些致死病症甚至有賴學者專家擬定計畫，以求有效降低死亡率。這一批又一批被墮胎掉的胎兒，還真是在黑暗中被殺、無人聞問的冤魂。
也因此，像《24週》這樣嚴肅探討晚期墮胎的影片，台灣的閱聽人未必能輕易掌握片中人物的內心掙扎，與抉擇的沉重。
我們同活在一個缺乏寬容的社會，對相對弱勢者習於冷眼旁觀、落井下石，甚至眼不見為淨，指責捨棄胎兒或遺棄嬰兒的母親狠心太容易，因為我們懶得支持母親，也懶得救助太弱勢的兒童。一如片中的保母，偏好挑正常、好帶的孩子帶，不想太麻煩。
「正常」，就是在一定範圍之內。講究優生學，即是儘可能排除落在既定的「正常」量尺之外的人。把人放在「正常」的量尺之下衡量的方式，跟剔除猶太人、殘障和同性戀的納粹，以及篩選特殊生物特徵的人口交易是一樣的。
片中一景呈現女主角在聚餐中向親友透露，腹中胎兒極可能是「唐氏兒」（Down baby）時，席間親友皆面面相覷，一時間都說不出話來，總算有人打破尷尬說：「很好啊。」還被旁人回嗆：「這哪裡好了？」如果影片呈現的場合為真，只能不無遺憾地說，即使70年來德國努力去除納粹殘留的影響、教化寬容、提昇社會福利與婦女地位，但大家仍無法對即將出生的殘疾小孩由衷說聲「恭喜！」自然淘汰似乎是檯面下的潛規則，也是眾人不願承認的願望。
話說回來，自然法則不也是出於上帝的掌管嗎？
大自然中殘酷的繁衍生態可不少：有些昆蟲會將卵產在其他生物體內，待幼蟲孵化，便啃噬宿主的組織、內臟維生，最後才啃食宿主的心臟以保持食物新鮮；許多母鳥若發現幼雛殘疾，會踩踏、啄死殘疾幼雛，或任其餓死。這些動物的繁衍、淘汰手段，可都是上帝賦予的。
這也是上帝單單賜給雌性動物的抉擇（沒有賜給雄性動物，也沒有授予任何統治者或政權）：犧牲一個，或集體滅亡？拋棄嬰兒，或母子一同走向生存的絕境？上帝也在人類幼兒的大腦語言區，預留給嬰兒的生母逃離母職的可能性，若有其他女人收留、養育棄嬰，嬰兒能毫不費力地學會養母的語言，作為自己的母語。
正如德國牧師辛克（Jörg Zink 1922～2016）所說，上帝的光明和黑暗屬於一個整體，生死都屬於祂，但我們頑固的成見有辦法認識整全的上帝嗎？這樣說來，我們有什麼正當性「譴責」墮胎和棄養呢？
我們不指責動物棄養或殺死繁衍機會渺茫後代，卻指責、加罪於棄養或殺死胎兒或嬰兒的女人，是出於我們人類特有的「自相殘殺」本性嗎？或者是未被上帝賦予抉擇權、卻因此嫉恨的父權的反撲呢？還是憂懼婦女全都丟棄母職、致使社會解離的統治者焦慮呢？
決定放棄胎兒的婦女，即使像片中女主角那樣擁有不錯的社經地位，仍已走投無路，失去支持她撫育新生兒的奧援，於是做出不得不的抉擇。人工流產合法與否不會是她們考慮的重點，在已決定要捨棄胎兒後、考慮執行的手段時，才會因顧慮刑罰而採取風險較高的墮胎方式。
在此處境下的婦女，我們豈能用「絕對不可墮胎」的律法，或「不可殺人」的誡命去譴責她們呢？因為她們會落入如此絕境，至少教會（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沒有給予她們足夠的援手與支持，讓她們沒有勇氣和力量把小孩生下來。
一個家庭和社會，都由其中的最弱者彰顯出它的問題。一味譴責墮胎、立法重罰，或逃避正視問題，不能減少台灣墮胎的盛行率；釜底抽薪、實質協助高風險家庭和孕婦，解決他們的問題，才是身為鄰舍的我們該做的事。
（封面相片來源：《24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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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唐氏症，的妹妹，是母親高齡生下來的，叫小五。那時父母都還不是基督徒，但決定承擔這個責任。在她12歲父母帶他來美國，我們很喜樂的照顧她，到55 歲才過去。她帶給老年父母一些快樂，就像一個寵物，也帶給我兒子們一個機會敎育，什麽叫憐憫。
結果我小兒夫婦在很健康情況下又生了一個唐氏症兒子，他們渡過幾天震撼期後，歡歡喜喜的接受這個責任。我告訴他說”你們偶爾到需要的地方去做義工，認為那是一個有僨值的行為，現在上帝把一個高尚而有價值的工作托付給你們這一生，來增加你們生命的內涵。”現在他已快20個月，心臟辨膜手術已做過了。我們家人和朋友都很疼他，帶給多人很大的祝福。
謝謝您的分享，感謝主的恩典，讓您們家裡充滿恩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