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回忆」:圣萨尔瓦多罗梅洛总主教对香港的启迪

6318

危险回忆

2010年,联合国大会宣布3月24日为「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1980年3月24日,罗梅洛(Oscar Romero.1917-80)总主教在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Divina Providencia 医院的圣堂主持弥撒时被杀害。(注1)他的被杀是因他选择优先与穷人为伍,捍卫人权、保护生命和促进人的尊严,并公开地和不掩饰地批评政府、军人和财主制造出来的社会不公义和杀害。查实,自他经历生命转化,认同上主对穷人偏爱后(其好友耶稣会会士Rutilio Grande 被刺杀一事改写了他的生命),罗梅洛已说,

若他们杀我,我会在萨尔瓦多人民中站起来……你可跟他们说,若他们成功杀了我,我宽恕他们,也会祝福那执行杀我的人。但我希望他们能知道他们浪费时间。一个主教死了,但上主的教会-上主的子民-永不会死的。(注2)

虽然罗梅洛担任总主教只得三年(1977-80),但他的死和萨尔瓦多人民的死却是一种「危险回忆」。按马库色(Herbert Marcuse)说,「危险回忆」是一种对历史中受害者的颠覆回忆。因为每当重述由这回忆而来的故事时,我们不但见证那些受害者的人生、抗争和死亡,更从中思考当下社会、制度和现实以外的可能。「危险回忆」是抵抗和改变的种子,是被边缘者的盼望。(注3)

神学上,回忆之可以成为危险,因为这是对耶稣基督的回忆。一方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受害、死亡和复活提醒我们上主没有放弃那被钉死的耶稣。死亡没有消灭公义,死者仍有将来。另一方面,复活是上主应许我们的医治和复原,而这是眼未所见和耳未所闻。对耶稣基督死亡和复活的回忆成为我们与受害者的共同基础。默茨(Johannes Baptist Metz)进一步带出生者与死者以团结述说他们的故事,即历史中受害者的盼望、真理和目标塑造我们的盼望、真理和目标。那么,罗梅洛的遭遇是甚么样的危险回忆?身在香港的我们如何以结连对他和萨尔瓦多人民的回忆?

被压迫者的历史

「无声者的呼声」是我们对罗梅洛总主教的描述。那么,谁是无声者?为何他们成为无声者?无声者的生活状况如何?

于1838年,萨尔瓦多从中美洲联合省独立(萨尔瓦多于1821年从西班牙独立),但其国内政治、土地和经济仍受14个家族控制。事实上,萨尔瓦多争取独立主要理由是,这些经济精英不愿意继续与西班牙做生意多于因民主和人权理由。所以,独立后的萨尔瓦多没有真正的解殖,只是权力转交多于对权力重新分配。为了让有更多土地生产咖啡来满足欧美市场需要,这些经济精英透过修改法律,逐步抢夺原住民土地,将他们迁徙到贫瘠之地。很多农民成为无地之民,只为经济精英打工,但回报极之卑微。虽然人民对社会不公义偶有反抗,但当时政治暴力仍是低。

但1931年一场政变后,萨尔瓦由军政府、不公义选举和独裁政府管治,而政治暴力也开始增加。说回来,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为萨尔瓦多带来严重经济影响,再加上国内政变,终导致1932年,一场由反政府者和农民组成的抗争行动。结果,他们被政府压制,而被杀者有三万多人。1970-80年代,萨尔瓦多政府透过政治迫害和有限度改革维持其政治权力(1976年才提出农业改革,但最终被大地主反对,农业改革没有进行)。

一方面,萨尔瓦多政府得到美国经济支持(以对付共产主义者为名)(注4),并进行各式各样的暗杀。罗梅洛曾公开要求美国卡特政府停止对萨尔瓦多的干预(1980年2月17日)。另一边厢,游击队(FMLN, Farabundo Martu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于1980年正式成立,与军政府对抗。按估计,于1970年至1990年期间,被杀人口约7万。在联合国调停下,政府与游击队(FMLN)于1990年开始讨论停战,直到1992年1月16日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于1992年7月13日成立「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而调查报告《从疯癫到盼望:萨尔瓦多十二年战争》(From Madness to Hope: the 12 Years War in El Salvador)于1993年3月15日发表。报告指出约有5%的被杀人口是游击队所为,而政府却要负起85%被杀人口。报告说,

1980-83年度最主要的特征是暴力已很系统,而人民中已充满恐惧和不信任。反对者随意被捸捕、暗杀和失踪,而这已成为很普遍。以「暗杀部队」出现的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是对不断扩大的暴力最明显脱离正轨的表达。(注5)

罗梅洛如何成为无声者的呼声?无声者的呼声是怎样的呼声?无声者的呼声带来甚么个入和社会转变?

罗梅洛总主教对无声者的态度不但反映出他个人信仰的转化过程,并由其个人转化而带来教会转化,甚至社会转化。他的转化反映出穷人福音的力量。近廿年,社会开始留意灵性的社会意含,并发展出灵性资本概念(spiritual capital)。灵性资本强调个人转化(特别指到对内在价值)带来他所属群体和社会转化。萨尔瓦多神学家索本洛(Jon Sobrino)可以见证,他说,

罗梅洛打破教会与国家权力的类比 … 即教会在人民中找到它的位置和它的家。与人民一起进行对话,不是国家。(注6)

然而,罗梅洛个人转化带来群体和社会的转化并非没有遇到阻力,因为有权者最不愿意改变目前现状。所以,罗梅洛遇到的阻力不轻,包括政府和教会内保守力量。最后,这些力量以死亡来阻止罗梅洛带来的转化(事实上,杀害早已发生在人民和一些神父身上)。社会学关注的灵性资本只集中那些有影响力和有德行的人身上,却忽略了社会中那些不起眼、没有影响力,甚至没有德行的人之,而他们是穷人。

罗梅洛见证著穷人不只是被同情的一群,他们是有福音力量的人,因为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穷人中彰显其自己。在穷人的面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被扭曲的面容。他说,「绝对正确的,活着的穷男人和女人是上主的荣耀。」「无能者的大能」不是美化穷人,而是他们的大能是其福音力量,即揭露社会不公义、呼唤人的良知、展现顽强生命力,并上主的爱与临在。所以,无声者不是无声,只有谦卑,聆听和愿意悔改的人才听到。最后,虽然上主是偏爱穷人,但罗梅洛说,

我们很容易批评社会不公义、制度暴力和社会主义。这一切是真实的,但社会罪的源头是每个人的心。(注7)

第二,罗梅洛坚持教会是在历史中,参与和分享人生活的一切,并走出自身利益。纵使当下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社会政治现实,但教会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见证。所以,当萨尔瓦多人民受迫害,教会没有例外。所以,没有不想被牵连的教会,只有牵连的教会。一方面,教会不要害怕被迫害,因害怕使人离地,脱离人民;另一方面,教会须要积极参与社会,缔造公义社会。例如,1977年11月25日,政府通过《维持公共秩序和国防法例》,取消所有公共集会和将酷刑合法时,罗梅洛就为牵涉者提供法律支援,并公开批评政府和司法的贪污和腐败。

然而,罗梅洛很清楚表达,教会职责不是要担起政治领导角色。教会是透过对真理、理据、力量和影响等客观性临在社会中,而非透过政治机制。(注8) 其中角色之一就是讲真话。真话的重要,因为撒谎者是撒旦。讲真话者不代表他是拥有真理者,但因讲真话,对话的各方需要公开,透明和辩论。罗梅洛的死亡不必然反映他所说的是真理,但却反映一个容不下面对真话的社会。

查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无声者的呼声。只有当人愿意被穷人的福音转化,愿意与穷人的命运紧扣,愿意对真理投降,人已说话了。

回忆与团结

对香港社会来说,罗梅洛总主教和萨尔瓦多人民的经验或许太遥远了。虽然香港穷人有12%(从贫穷线角度),但不致于死。又虽然香港政制非民主,但没有暗杀组织。然而,重点不是香港比萨尔瓦多好,所以,要知足和珍惜,也不是消极地防止更大不义的事可能在香港发生,而是如何被罗梅洛燃点我们对人的爱心,对真理的 盼望,并对穷人的委身。就著香港处境,我有几方面建议。

第一,在十字路口的第四权。第四权 (The Fourth Estate)是指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力,泛指监察政府的新闻传媒。在一个严格监控的社会下,罗梅洛总主教不但他个人扮演监察政府角色,他带领的教会(包括电台和报纸)也是如此。香港又如何?除了可能来自新闻传媒自我审查外,第四权也受到经济影响,限制了它发挥的监察功能。那么,市民可以有甚么参与?

第二,意图以狮子山下回忆取缔危险回忆。我们并不否定狮子山下的价值,但它强调的团结和奋勇精神只是回忆的一部份,甚至可能只是自我陶醉和官方的回忆。我们社会要的,不只是克服困难的回忆,更是面对痛苦和失败的回忆,因为只有这样的回忆才会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并能批判当下社会的不公义。这是罗梅洛和萨尔瓦多人民提醒我们。正播放《消失的档案》一电影正是一个例子。那么,如何支援这样的历史发掘?

第三,建立一个更贴近促进人性的社会制度。我们知道民主制度不会解决人类的罪,但民主制度总比专权和不民主制度好,因为前者相对地较能避免暴力。这是罗梅洛将基督教价值联系到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态度。面对香港政制改革的困局,香港人可以做的不多。虽是如此,但香港人仍可以在法治、社会政策和教育等守护,让人能活得更自由、更健康和更幸福。

第四,与穷人一起。对罗梅洛总主教来说,穷人不是一个数字,而是活着的人。同样,穷人也不关乎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是正受压迫的人。所以,要亲身接触和牧养才是与穷人在一起。罗梅洛总主教会探访其教区的教堂,并出席坚振礼和庆祝。他不是因要负责甚么环节,而是与信徒坐在一起。社会运动的危机之一就是它远离群众,只剩下意识形态之争。

总结

以上对罗梅洛总主教的描述或许会给人两个印象,即政府是他的敌人和他的政治关注。然而,这描述并不准确,因为罗梅洛总主教一直尝试建立与政府对话,但并不成功。另一方面,他提醒社会运动,说:

唯有人从罪释放出来,人才有真正解放。所有从我们土地出来的解放组织应要留意这事。那政治组织提出的解放真的希望人民解放一定要从罪释放出来。一个被罪綑绑的人,即自私、暴力、残暴和憎恨,他不适合为人民带来解放。(1980年3月2日)

当政治世界倾向归边,并以意识形态优先时,罗梅洛总主教坚持以上主偏爱穷人为中心,并呼唤我们回应上主。

注:

  1. Matt Eisenbrandt, Assassination of a Saint: The Plot to Murder Óscar Romero and the Quest to Bring His Killers to Justic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他说,「杀害罗梅洛是美元200,萨尔瓦多人民的生命如何贱。」罗梅洛生平可参阅:Kevin Clarke, Oscar Romero: Love Must Win Out (New York: Liturgical Press, 2014); Scott Wright, Oscar Romero and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Maryknoll: Orbis, 2010).  于2015年5月23日,教廷册封罗梅洛总主教为殉道真福。
  2. Oscar Romero, Voice of the Voiceless (Maryknoll: Orbis, 1985), pp. 50-51. 他不时收到死亡威吓。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New York: Beacon, 1991), pp.98-99.
  4. A. C. Armony, Argent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nti-Communist Crusade in Central America, 1977-1984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83-93.
  5. 有兴趣者可阅读 David Tombs, ‘The Unspeakable Violence: The UN Truth Commission in El Salvador and Guatemala’, in Iain S. Maclean ed., Reconciliation Nations and Churches in Latin America (Aldershot: Ashgate, 2006), pp.57-83.
  6. Oscar Romero, Voice of the Voiceless, p.38.
  7. O’Grady, Desmond. “Remembering Archbishop Oscar Romero”, Liguorian,  93.3 (Mar 2005), 12-15.
  8. Romero, Martyr for Liberation (London: CIIR, 1982), p.75.

(封面相片来源:Felton Davis / CC BY;Oscar Romero)

发表评论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