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有鉴于前总统陈水扁第一次政权和平转移时，过多妥协当时政治大环境，致使转型不正义的遗毒未除，在蔡英文政府重新执政后，党产是否解涷，蒋中正遗像的去留，二二八屠杀事件、白色恐怖时期人权的侵害，以及其对族群的撕裂如何加以修复，种种事涉转型正义的议题，刻正在台湾延烧。

作为和解的使者，基督教会在2、3月间也有诸多相应的活动。由天主教台北总教区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日前假济南长老教会，所举办的「二二八70周年和好礼拜」，就是台湾基督教会界愿意肩负起责任促进社会复合的例证之一。

然而，回顾世界历史，相似的错误总是一而再的重复。健忘的人们之所以学不会教训，其中一个原因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所指明的，「每个人都想要改变世界，但无人愿意改变自我」。

于是，错的永远是他／他们，于我／我们无涉；我／我们是绝对没有也不会犯类似错误的；就算跟我／我们脱不了干系，我／我们的错也远没有他/他们来得的多，不必深究检讨。

这样的心态使得历史究责这桩事，看起来，总是与记仇、算旧帐很像，连带使得转型正义往往遭讥为「得胜者的正义」。

这多少说明了〈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在教会圈为何造成不小的涟漪。这第一本检讨台湾国语教会在戒严时期的「反共神学」与「党国基督徒」作态的书，无奈，日前引来国语教会信徒「破坏教界和谐与合一」的攻诘。

而台语教会在回以「有真相、彼此道歉、互相赦免才会有真正的和平」之余，却也难免遭受市井清议，认为其对自己教会内部曾经出现的、党国教交相贼的暗黑，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非但教会史料不肯对外公开释出，史学家亦出于教会内家族封建机转的牵连瓜葛，而保持沉默。

国台语教会在转型正义的追求上，各有各的言行不一，非但使得自己难堪「正义」二字，更致令教会内的「转型」成为天方夜谭。

所不幸的，这不是台湾特有种，而是举世皆然的「如何面对不光彩过去」的信仰挣扎。所幸的是，台湾或可借镜其他国家教会的信仰成长之径，免掉不少冤枉路走。

既然教会总是脱离不了定根所在的乡土文化，以及其传统的神学框架，惟有条分缕析教会内外政治权力究竟是如何盘根错结，而神学典范与圣经诠释又犯过哪些错误，来合理化「与极权共舞」「同人权对着干」的过去，方是教会对内对外追求转型正义的不二之途。

国外己有不少研究指出，无论是在德国纳粹时期，抑或是在卢安达，及波士尼亚等地区，教会常责无旁贷出面敦促复合，但却对自己在过去政教关系中所扮演的错综复杂角色，说不清，也道不明。

事实上，教会在极权政体下对大规模人权侵犯的涉入，并没有想像得那么含糊。它往往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从事件发生前，教会把信仰认同与族群、国家与政治认同掺和在一起，为「我们vs.他们」二元的、排他的意识型态，作信仰背书，使得信徒或教会对他人的痛苦与受迫害处境，完全无感；无感到一个地步，在事件发生的当下，信徒或教会为了求自保，不是对极权暴行沉默，或否认，便是积极参与在其中；到最后，在事情发生过后，教会既便承认有份于支持迫害政体，但却在下一刻赶忙撇清干系。

连教会洗白自己的策略，也有固定的轨迹可循。一方面，教会堂而皇之地出来，站上受害者的位置，把自己群体内的受害者叙事，以及个别零星的反抗乃至牺牲的信仰先辈的事蹟，收割据为己用，另一方面，在公开的声明及道歉文中，拒绝清楚明确地承认自己作为信仰群体及个别信众所犯下的具体罪衍。

这是二合一的作法，缺一不可。先得要挪用他人的故事，才能轻易地转移大众的注意，让人误认教会的受害者身分，以致于不再追究教会集体或是信徒个人的历史罪责。

以德国为例。在二次战后，梵蒂岗先是要求纽伦堡大审不应只考虑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应一并审理对天主教会的迫害，后以「教会普世的宣教使命」为由，拒绝协助法庭列出战犯名册，甚至主张战犯应获得赦免减刑，接下来，便开始忙不迭地大肆为基督徒殉道者赐福封圣。

如果学者瓦勒（James Waller）分析的是，以上算得是教会转移注意力的惯用手法，那么在这之后，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6年赴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德国人身分，用德语在波兰的公开致辞，便恰恰落实了教会的推委卸责。

教宗本笃十六世绝口不提德国人民的共罪，基督教会反闪族的意识型态，天主教会在那个时期的政教关系，以及自己加入纳粹的亲身经验，但却提及二位葬身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天主教圣徒。

「人由于『抛弃天主』而为自己营造了具有毁灭性的集中营，是『人间地狱』的象征」，殉道者修女史坦因（Edith Stein）和神父科尔贝（Maximilian Kolbe），却是「在第二个千年末期当代虚无主义达到巅峰的见证人。」教宗为这段历史定了调。

「教宗没有一时半刻清楚地承认，犹太人的毁灭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反中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的法克思曼（Abraham Foxman）的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天主教会的「国王新衣」。

回到辅仁大学教授曾庆豹所言，「台湾教会史上的一件血衣」，1970年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谢纬的车祸「意外」，以及被国台语教会长期无视的「血衣」件件！台湾教会在促进社会复和、追求「转型正义」的同时，有必要先扪心自问几个问题：宗教究竟该如何看待人权的价值，政教关系究竟应维持怎样的分离又连结，教会政治该如何避免人治，如何先自行「转型」、「正义」，以便于促进勇于反抗人权侵害的信仰文化，进而能够靠着上帝的真道，救赎自己，如同主祷文所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作者授权转载自公库。封面相片来源：济南教会FB粉丝团；二二八70周年和好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