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的宣教历史，有所谓的「戴德生路线」与「李提摩太路线」。「戴德生路线」注重牧会、植堂，直接传讲福音信息，这也是长久以来多数华人神学院在培育牧职人员时较为推崇、灌输的事奉观念。相较于戴德生路线，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重视以文化事工实现福音使命，在政治、传媒、教育、科技、社工等领域进行广泛性的松土工作，培养未信者对基督教的良好印象，进而益于福音种子的散播。
多才多艺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在当时的外籍宣教士中可谓「多才多艺」，他传教、翻译、办报纸、兴办大学、从事政治活动，在这些领域他都做得有声有色（详参《李提摩太的雄心报纸胆》）。 很可惜在21世纪的今天，李提摩太在140多年前所使用的观念与方式，仍未得到今日教会界的重视。
事实上，戴德生路线与李提摩太路线这两种宣教策略都同等重要！这两种宣教理念并不冲突，各有优点，且必须相辅相成。两种路线都需要有工人投入、委身！可惜现今大部分的台湾教会多鼓励信徒献身戴德生路线的事奉，却少鼓励会友进入主内出版社、媒体任职，或是鼓励信徒借由写作成为「文字宣教士」。
李提摩太在中国参与救灾及文教工作，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官绅友好，让当时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但李提摩太所采取的宣教路线被不少当时的宣教士觉得太过激进，连他自己的差会也未必完全站在他那边。
李提摩太于1890年退出原本的差会，把大多数时间用来从事文字工作，他后半生所做的「文字宣教」影响深远，李提摩太死于主后1919年，距今已将近100年，但他在清朝末年所主持的「广学会」，至今依旧在香港以「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形式活跃，其出版品在华文教会界仍颇具影响力。
支持今日的文字宣教士
当教会的各样事工需要教友慷慨解囊，尤其当异文化地区宣教的宣教士发声时，教友多半心甘乐意以用金钱、祷告支持，希望他们的事奉大有果效；然而，在文字机构里默默无声耕耘的「文字宣教士」（编辑、记者、书房同工等），却鲜少被记念。
在宣教史上，文字工作一直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很多人因为一本赠阅的《圣经》、《荒漠甘泉》等属灵出版品，或是一本福音小册子，让原本失丧的生命起了化学变化。一般平信徒不见得都有机会能够亲自到地极去传福音，但透过对文字工作的支持，借由文字的力量，将神的话语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有分于基督的大使命。
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基督教出版业也和一般非基督教出版社一样，深受网路、阅读习惯改变，以及产业不景气的影响，主内不少出版社的书籍销售比起10年前大幅衰退了7成以上。换言之，十几年前在台湾可以销售2000本的某类型属灵书籍，在当下的出版环境下仅能卖出600本。销售量衰退的结果，致使某些主内基督教出版社不敢再像十几年前一样积极向美国购买中文版权翻译出版，为求生存只好承接印刷与帮人「代工」编辑出书，甚至将一部分的人力与财力转而开发文创商品。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借着阅读与购书送给福音朋友来支持文字工作。阅读属灵好书不单单可以提升我们信仰的广度与深度，也是对主内出版机构的支持。试想，如果有一天主内出版社与主内书房的经营更加困难，恶性循环下属灵读物、圣经工具书等纸本书逐渐成为稀有，届时神国的拓展势必受到限缩，此番光景并不是你我所乐见的。
（封面相片来源：广学会出版之《万国公报》，由宣教士林乐知所编，被认为是中国发行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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