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春，乙未科會試，大清帝國舉人考生群聚北京。4月17日，清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同李經方，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在日本山口縣赤間觀市（今下關市），簽訂了《馬關條約》。4月22日，康有為同梁啟超寫就《上清帝第二書》，收集了1200多人連署。5月2日，康梁在各省舉人與數千群眾陪同下，前往督察院，請代奏光緒帝。這次事件，史稱「公車上書」。
什麼是公車呢？根據《後漢書‧光武帝紀下》記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也就是給各省赴京趕考的士人配給公家車（當年是馬車），表示尊重。「公車」就成了舉人考生的代稱。公車上書，就是當時知識分子的集體政治行動。他們要「轉化國家」。
督察院拒收上書，但這場運動才正要開始。在公車上書之後，維新思想就此廣傳，光緒帝甚至啟用了康有為和梁啟超，開始推動變法。當然，透過台灣國民義務教育的中國史，我們都已熟知：這場史稱戊戌變法的「轉化」，並沒有達到預期中的結果。
然而運動並未徹底失敗。清國已以，但公車上書中有個部份的主張，雖未成為百日維新的變法內容，但卻意外地影響深遠。在《上清帝第二書》當中，康有為寫到：
「然近日風俗人心之壞，更宜求挽救之方。蓋風俗弊壞，由於無教。[…]而六經為有用之書，孔子為經世之學，鮮有負荷宣揚，於是外移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間，拜堂棋步，而吾每縣僅有孔子一廟，豈不可痛哉！」
換句話說：基督教堂太多啦！人家基層工作這麼好，我們只有沒人拜的孔廟，怎麼可以？
那怎麼辦呢？
「今宜亟立道學一科，其有講學大儒，發明孔子之道者，不論資格，並加征禮，量授國子之官，或備學政之選。[…]且令各善堂助之。並令鄉落淫祠，悉改為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
也就是說：所有各種廟都改成孔廟，只能拜孔子，儒教要成為「聖教」。當然，基督徒閱讀時得注意：此處要塞的「異端」，至少包含了基督教，而所謂「外夷」的「邪教」，則肯定是基督教。康有為心裡，正燃燒著一個比國家富強更大的夢想：用儒教轉化國家。
71年後，1966年冬，當時的大清帝國已經被轉化了好幾回，但沒有一回是康有為心目中的儒教轉化，倒是中國共產黨施行了「塞異端」，把外國差會全部攆走，又透過控訴運動，整肅了全中國教會。
為因應1年多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孫科、王雲五、陳立夫、孔德成等1500多人值此冬日，聯名寫信給中華民國行政院──又一次「公車上書」，這次多了300人聯名──要求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翌年4月，信奉康有為所謂「外夷邪教」的蔣中正，在孔孟學會年會致函表示：孔孟學說有助三民主義的實行，革新國民生活，實現文化復興云云。畢竟此時距他宣稱「我們新憲法特點，就是他保證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及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普遍地給予我們全國的同胞」的1947年，也已將近20年了。
憲法裡既然沒明文寫什麼「基督教理」，那真正第一條明文寫的三民主義換成受孔孟學說的幫助，大概也算不上什麼。就這樣，康有為轉化國家的夢，意外地在台灣發生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具體工作繁多，但確實包含了「負荷宣揚」「孔子經世之學」；基督教「拜堂棋步」嗎？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更強大，直接成為中學必修，全國學生一體受教……。
自從宗教改革導致國際體系建立以來，「國家轉化」就是此起彼落的事情，台灣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問題在於，究竟這個國家經歷過什麼樣的轉化，現在是什麼樣的國家，以至於基督徒發動的轉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土壤上發生。
而在經歷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後，台灣最具有影響力的事實上還是儒教思想，日前宜蘭國小附設幼稚園第六度舉辦孝親活動，讓學齡前幼兒三跪九叩、背誦弟子規，就是明證。康有為夢想中的儒教並未在台灣立教，但台灣義務教育中必修的，卻只有儒教經典，其他諸教一律排除（總算「塞異端」了）。
基督教要攻佔什麼山頭，都不可能真正進入這個場域。如今基督教會的國家轉化，在我們的環境中，既難以沿用西方的作法，也無法（也不應）複製上一次儒教轉化國家的做法。我們大概只能回歸基本的信仰，以真誠的信徒身分，深思並實踐基督的道。事實上，這也是初代教會的作法，而他們所轉化的，不只是國家，而是整個世界。
（封面相片來源：syunsune1206 / CC BY-N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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