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春，乙未科会试，大清帝国举人考生群聚北京。4月17日，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同李经方，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日本山口县赤间观市（今下关市），签订了《马关条约》。4月22日，康有为同梁启超写就《上清帝第二书》，收集了1200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在各省举人与数千群众陪同下，前往督察院，请代奏光绪帝。这次事件，史称「公车上书」。
什么是公车呢？根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也就是给各省赴京赶考的士人配给公家车（当年是马车），表示尊重。「公车」就成了举人考生的代称。公车上书，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政治行动。他们要「转化国家」。
督察院拒收上书，但这场运动才正要开始。在公车上书之后，维新思想就此广传，光绪帝甚至启用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始推动变法。当然，透过台湾国民义务教育的中国史，我们都已熟知：这场史称戊戌变法的「转化」，并没有达到预期中的结果。
然而运动并未彻底失败。清国已以，但公车上书中有个部份的主张，虽未成为百日维新的变法内容，但却意外地影响深远。在《上清帝第二书》当中，康有为写到：
「然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更宜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移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步，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
换句话说：基督教堂太多啦！人家基层工作这么好，我们只有没人拜的孔庙，怎么可以？
那怎么办呢？
「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
也就是说：所有各种庙都改成孔庙，只能拜孔子，儒教要成为「圣教」。当然，基督徒阅读时得注意：此处要塞的「异端」，至少包含了基督教，而所谓「外夷」的「邪教」，则肯定是基督教。康有为心里，正燃烧着一个比国家富强更大的梦想：用儒教转化国家。
71年后，1966年冬，当时的大清帝国已经被转化了好几回，但没有一回是康有为心目中的儒教转化，倒是中国共产党施行了「塞异端」，把外国差会全部撵走，又透过控诉运动，整肃了全中国教会。
为因应1年多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多人值此冬日，联名写信给中华民国行政院──又一次「公车上书」，这次多了300人联名──要求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翌年4月，信奉康有为所谓「外夷邪教」的蒋中正，在孔孟学会年会致函表示：孔孟学说有助三民主义的实行，革新国民生活，实现文化复兴云云。毕竟此时距他宣称「我们新宪法特点，就是他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及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普遍地给予我们全国的同胞」的1947年，也已将近20年了。
宪法里既然没明文写什么「基督教理」，那真正第一条明文写的三民主义换成受孔孟学说的帮助，大概也算不上什么。就这样，康有为转化国家的梦，意外地在台湾发生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具体工作繁多，但确实包含了「负荷宣扬」「孔子经世之学」；基督教「拜堂棋步」吗？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更强大，直接成为中学必修，全国学生一体受教……。
自从宗教改革导致国际体系建立以来，「国家转化」就是此起彼落的事情，台湾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问题在于，究竟这个国家经历过什么样的转化，现在是什么样的国家，以至于基督徒发动的转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上发生。
而在经历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后，台湾最具有影响力的事实上还是儒教思想，日前宜兰国小附设幼稚园第六度举办孝亲活动，让学龄前幼儿三跪九叩、背诵弟子规，就是明证。康有为梦想中的儒教并未在台湾立教，但台湾义务教育中必修的，却只有儒教经典，其他诸教一律排除（总算「塞异端」了）。
基督教要攻占什么山头，都不可能真正进入这个场域。如今基督教会的国家转化，在我们的环境中，既难以沿用西方的作法，也无法（也不应）复制上一次儒教转化国家的做法。我们大概只能回归基本的信仰，以真诚的信徒身分，深思并实践基督的道。事实上，这也是初代教会的作法，而他们所转化的，不只是国家，而是整个世界。
（封面相片来源：syunsune1206 / CC BY-N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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