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转化的一些历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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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春,乙未科会试,大清帝国举人考生群聚北京。4月17日,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同李经方,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日本山口县赤间观市(今下关市),签订了《马关条约》。4月22日,康有为同梁启超写就《上清帝第二书》,收集了1200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在各省举人与数千群众陪同下,前往督察院,请代奏光绪帝。这次事件,史称「公车上书」。

什么是公车呢?根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也就是给各省赴京赶考的士人配给公家车(当年是马车),表示尊重。「公车」就成了举人考生的代称。公车上书,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政治行动。他们要「转化国家」。

督察院拒收上书,但这场运动才正要开始。在公车上书之后,维新思想就此广传,光绪帝甚至启用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始推动变法。当然,透过台湾国民义务教育的中国史,我们都已熟知:这场史称戊戌变法的「转化」,并没有达到预期中的结果。

然而运动并未彻底失败。清国已以,但公车上书中有个部份的主张,虽未成为百日维新的变法内容,但却意外地影响深远。在《上清帝第二书》当中,康有为写到:

「然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更宜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移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步,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

换句话说:基督教堂太多啦!人家基层工作这么好,我们只有没人拜的孔庙,怎么可以?

那怎么办呢?

「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且令各善堂助之。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

也就是说:所有各种庙都改成孔庙,只能拜孔子,儒教要成为「圣教」。当然,基督徒阅读时得注意:此处要塞的「异端」,至少包含了基督教,而所谓「外夷」的「邪教」,则肯定是基督教。康有为心里,正燃烧着一个比国家富强更大的梦想:用儒教转化国家。

71年后,1966年冬,当时的大清帝国已经被转化了好几回,但没有一回是康有为心目中的儒教转化,倒是中国共产党施行了「塞异端」,把外国差会全部撵走,又透过控诉运动,整肃了全中国教会。

为因应1年多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多人值此冬日,联名写信给中华民国行政院──又一次「公车上书」,这次多了300人联名──要求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翌年4月,信奉康有为所谓「外夷邪教」的蒋中正,在孔孟学会年会致函表示:孔孟学说有助三民主义的实行,革新国民生活,实现文化复兴云云。毕竟此时距他宣称「我们新宪法特点,就是他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及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普遍地给予我们全国的同胞」的1947年,也已将近20年了。

宪法里既然没明文写什么「基督教理」,那真正第一条明文写的三民主义换成受孔孟学说的帮助,大概也算不上什么。就这样,康有为转化国家的梦,意外地在台湾发生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具体工作繁多,但确实包含了「负荷宣扬」「孔子经世之学」;基督教「拜堂棋步」吗?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更强大,直接成为中学必修,全国学生一体受教……。

自从宗教改革导致国际体系建立以来,「国家转化」就是此起彼落的事情,台湾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问题在于,究竟这个国家经历过什么样的转化,现在是什么样的国家,以至于基督徒发动的转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上发生。

而在经历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后,台湾最具有影响力的事实上还是儒教思想,日前宜兰国小附设幼稚园第六度举办孝亲活动,让学龄前幼儿三跪九叩、背诵弟子规,就是明证。康有为梦想中的儒教并未在台湾立教,但台湾义务教育中必修的,却只有儒教经典,其他诸教一律排除(总算「塞异端」了)。

基督教要攻占什么山头,都不可能真正进入这个场域。如今基督教会的国家转化,在我们的环境中,既难以沿用西方的作法,也无法(也不应)复制上一次儒教转化国家的做法。我们大概只能回归基本的信仰,以真诚的信徒身分,深思并实践基督的道。事实上,这也是初代教会的作法,而他们所转化的,不只是国家,而是整个世界。

(封面相片来源:syunsune1206 / CC BY-N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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