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的基督教大學，怎樣的國家素質

最近到日本京都，欣賞南禪寺夏天的新綠，散步到著名的「哲學之道」，旁邊有條上山的小岔路，路牌標示「新島襄‧八重の墓」。於是改變行程，步行上山到「同志社共葬墓地」，到同志社大學創辦人新島襄，及其夫人新島八重（原名：山本八重）的墓園，向基督徒教育家新島襄夫婦致敬。

編織基督教教育的新島襄

位於京都，創立於1875年的同志社大學，是日本最早且具代表性的基督教大學。同志社大學創辦人新島襄，早在幕府「鎖國」時代，懷抱拓展眼界的期盼，年輕時努力追求學問，偶然接觸西洋文化，興起赴海外學習的熱情。不顧鎖國禁令，輾轉到開港約10年的箱館（函館），1864年6月14日深夜，從北海道的箱館上船冒險偷渡到上海，之後轉赴美國。他在開往美國的輪船上，取「襄」（Jo）發音相近，給自己取英文名字「Joe」。最後來到美國麻州，就讀Phillips Academy，之後進入Amherst College，成為畢業於美國大學的第一個日本人。

新島襄留美期間信仰基督教，洗禮信主後，以基督教編織特別的夢「在日本開展以基督教為根基的教育，培養崇尚自由和良心的人們。」

日本鎖國禁止基督宗教超過200年，1873年才開放自由傳教，赴海外10年後，新島襄受到教會的支持以「宣教師」的身分，帶著新知回到日本，1875年開辦「同志社英學校」，「同志社」是指「懷有相同抱負的人們一起結社」，這樣的抱負植根於基督信仰，後來成為同志社中學、同志社大學，培育無數人才，貢獻日本，甚至影響台灣。

同志社大學為了紀念新島襄，在函館海邊，他當年上船的地方設立銅像，讓人緬懷這位日本現代教育的先驅。幾年前到函館，同樣到新島襄的銅像前致意，看著那座銅像，遙想他當年以堅毅眼神眺望大海，志氣昂揚，勇敢追夢。

新島襄辦學之初，在名寺古剎環伺的京都創辦基督教大學，難免遇到困難，他的妻子八重給他最大的支持與幫助，打破當時僵化的性別枷鎖，活出不平凡的生命。新島八重，就是2013年NHK大河劇「八重の桜」，女星綾瀨遙飾演的八重。

同志社與台灣基督教知識份子

同志社大學跟台灣，尤其台灣基督教界、長老教會有很特殊的關係。1905年，第一位台籍學生周再賜進入同志社中學就讀，他是大稻埕長老教會牧師周耀彩的次子。周再賜的兄長周福全是日治時期第一位留日的台灣人，1895年12月赴日就讀明治學院，兩年後回台，就讀總督府醫學校。周再賜受兄長影響赴日求學，進入同志社中學，畢業於同志社大學神學部，後來取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再赴紐約協和神學院深造，曾任日本群馬縣前橋共愛女學校校長。

從周再賜開始到二次大戰結束1945年，約有700名台灣學子就讀和畢業於同志社系統各學校。

戰前就讀同志社中學的台灣人，多數進入同志社系統各級學校，例如：高商、大學、專校等，產生許多著名的校友，活躍於教育界、醫界、學界、商業界和教會界。例如：二二八受難的前淡江中學校長，「台灣橄欖球之父」陳清忠；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1908年就讀同志社中學；台南神學院教授〈台灣翠青〉作詞者鄭兒玉牧師；醫學博士林澄沐（同志社中學），曾獲第一屆NHK音樂比賽男高音首獎，他是中信集團辜濂松的岳父，就是現任的中信董座辜仲諒的外公。

另外，在曾慶豹教授《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提到，北部教會的「七星中將」陳溪圳牧師（前雙連教會牧師，曾擔任馬偕紀念醫院董事長、長老教會總會議長、北部大會議長等要職），陳溪圳1916年赴日入同志社大學神學部，次年轉入東京神學校。

單以日治時期同志社台灣校友的家族、教會與人脈關係，足以構成台灣版，或日治時期長老教會的「華麗一族」，勾勒出當時台灣菁英，尤其是基督徒家庭培育子弟、聯姻、世家等的關係，即使到今天，戰前「同志社台灣校友」的家族與其後代，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若排除日治時期，部分台灣基督徒家族的人脈、傳承、資源等「社會資本」，使得其子弟有機會獲得較良好的教育機會。出自「同志社」系統的台灣校友在各界的表現普遍令人稱許，更別說從1875年創校以來的無數人才，對日本的貢獻，影響日本社會。足以證明新島襄當年以基督教精神創校，確實成功。

少年們，要胸懷大志！

與同志社一樣於1875年創立的「札幌農學校」（北海道大學前身），也是另一種「基督教大學」的典範。當時的開拓長官黑田清隆聘請曾任美國麻州農科大學校長的克拉克博士（Dr. William Smith Clark）到一片荒蕪的北海道札幌任教。

克拉克有一句鼓勵年輕學生的名言：Boys, Be Ambitious ！（少年們，要胸懷大志！）他是虔誠基督徒，向黑田清隆提出：「千里迢迢來到日本，絕不單是為了傳授培育日本青年成為國家棟樑的知識而已，希望能對學生實施德行教育。方法只有一種，就是教導學生徹底認識與理解《聖經》。如果閣下不接受，我就辭職。」黑田當場愣住，但為了留住人才，還是點頭答應說：「如果《聖經》是當作倫理教科書，我不反對學生深入接觸。」於是，札幌農學校成為全日第一所進行聖經教育的學校。

克拉克以《聖經》結合農業專業的辦學風格，造就出著有《武士道》的新渡戶稻造、「無教會主義」代表人物內村鑑三、植物病理學家宮部金吾。而新渡戶稻造、內村鑑三在札幌農學校領受基督信仰，成為虔誠信徒，並且活出信仰，影響矢內原忠雄等無數人，更重要的是，新渡戶稻造將基督教與日本傳統美德結合，1900年以英文寫成《BUSHIDO》（武士道）這本書，為日本精神體系奠基。

直到現在，日本呈現高品質的公共工程、國民集體道德與秩序，直接或間接受到「武士道」的薰陶，其根源就是來自當年以聖經教育聞名的札幌農學校！

見賢如何思齊？

從同志社大學、札幌農學校對日本、台灣與世界的影響來看，儼然提醒：「怎樣的基督教大學」就有「怎樣的國家與國民素質」。看看同志社、札幌農學校，想想台灣的基督教大學，不免感慨，台灣的基督教大學為台灣社會留下什麼典範？

台灣的基督教大學、教會創辦的各級學校，確實有貢獻。然而，1960年代「黨國」勢力下的基督教大學，東海、中原多多少少還留下些值得反思的「暗黑」校史；2007年起長老教會為了長榮大學董事會問題，困擾了10年；真理大學過去曾發生若干爭議。台灣的基督教大學的情況如此，似乎也反映了台灣社會與國家集體性格的缺陷。

日本基督徒僅1%，因有優秀的基督教大學產生強大的影響力，使日本社會有守法、重視公共利益、避免麻煩別人的性格。那麼，台灣的基督教大學、教會學校又產生什麼影響呢？期盼台灣的基督教大學，不是淪為教會組織的提款機，或是信徒牧長爭權奪利的擂臺，而能像當年的同志社大學、札幌農學校，活出基督福音，培育人才，服務社會。

（文章相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