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基督教大学，怎样的国家素质

最近到日本京都，欣赏南禅寺夏天的新绿，散步到著名的「哲学之道」，旁边有条上山的小岔路，路牌标示「新岛襄‧八重の墓」。于是改变行程，步行上山到「同志社共葬墓地」，到同志社大学创办人新岛襄，及其夫人新岛八重（原名：山本八重）的墓园，向基督徒教育家新岛襄夫妇致敬。

编织基督教教育的新岛襄

位于京都，创立于1875年的同志社大学，是日本最早且具代表性的基督教大学。同志社大学创办人新岛襄，早在幕府「锁国」时代，怀抱拓展眼界的期盼，年轻时努力追求学问，偶然接触西洋文化，兴起赴海外学习的热情。不顾锁国禁令，辗转到开港约10年的箱馆（函馆），1864年6月14日深夜，从北海道的箱馆上船冒险偷渡到上海，之后转赴美国。他在开往美国的轮船上，取「襄」（Jo）发音相近，给自己取英文名字「Joe」。最后来到美国麻州，就读Phillips Academy，之后进入Amherst College，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日本人。

新岛襄留美期间信仰基督教，洗礼信主后，以基督教编织特别的梦「在日本开展以基督教为根基的教育，培养崇尚自由和良心的人们。」

日本锁国禁止基督宗教超过200年，1873年才开放自由传教，赴海外10年后，新岛襄受到教会的支持以「宣教师」的身分，带着新知回到日本，1875年开办「同志社英学校」，「同志社」是指「怀有相同抱负的人们一起结社」，这样的抱负植根于基督信仰，后来成为同志社中学、同志社大学，培育无数人才，贡献日本，甚至影响台湾。

同志社大学为了纪念新岛襄，在函馆海边，他当年上船的地方设立铜像，让人缅怀这位日本现代教育的先驱。几年前到函馆，同样到新岛襄的铜像前致意，看着那座铜像，遥想他当年以坚毅眼神眺望大海，志气昂扬，勇敢追梦。

新岛襄办学之初，在名寺古刹环伺的京都创办基督教大学，难免遇到困难，他的妻子八重给他最大的支持与帮助，打破当时僵化的性别枷锁，活出不平凡的生命。新岛八重，就是2013年NHK大河剧「八重の桜」，女星绫濑遥饰演的八重。

同志社与台湾基督教知识份子

同志社大学跟台湾，尤其台湾基督教界、长老教会有很特殊的关系。1905年，第一位台籍学生周再赐进入同志社中学就读，他是大稻埕长老教会牧师周耀彩的次子。周再赐的兄长周福全是日治时期第一位留日的台湾人，1895年12月赴日就读明治学院，两年后回台，就读总督府医学校。周再赐受兄长影响赴日求学，进入同志社中学，毕业于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后来取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再赴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曾任日本群马县前桥共爱女学校校长。

从周再赐开始到二次大战结束1945年，约有700名台湾学子就读和毕业于同志社系统各学校。

战前就读同志社中学的台湾人，多数进入同志社系统各级学校，例如：高商、大学、专校等，产生许多著名的校友，活跃于教育界、医界、学界、商业界和教会界。例如：二二八受难的前淡江中学校长，「台湾橄榄球之父」陈清忠；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林茂生1908年就读同志社中学；台南神学院教授〈台湾翠青〉作词者郑儿玉牧师；医学博士林澄沐（同志社中学），曾获第一届NHK音乐比赛男高音首奖，他是中信集团辜濂松的岳父，就是现任的中信董座辜仲谅的外公。

另外，在曾庆豹教授《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护教反共、党国基督徒与台湾基要派的形成》提到，北部教会的「七星中将」陈溪圳牧师（前双连教会牧师，曾担任马偕纪念医院董事长、长老教会总会议长、北部大会议长等要职），陈溪圳1916年赴日入同志社大学神学部，次年转入东京神学校。

单以日治时期同志社台湾校友的家族、教会与人脉关系，足以构成台湾版，或日治时期长老教会的「华丽一族」，勾勒出当时台湾菁英，尤其是基督徒家庭培育子弟、联姻、世家等的关系，即使到今天，战前「同志社台湾校友」的家族与其后代，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若排除日治时期，部分台湾基督徒家族的人脉、传承、资源等「社会资本」，使得其子弟有机会获得较良好的教育机会。出自「同志社」系统的台湾校友在各界的表现普遍令人称许，更别说从1875年创校以来的无数人才，对日本的贡献，影响日本社会。足以证明新岛襄当年以基督教精神创校，确实成功。

少年们，要胸怀大志！

与同志社一样于1875年创立的「札幌农学校」（北海道大学前身），也是另一种「基督教大学」的典范。当时的开拓长官黑田清隆聘请曾任美国麻州农科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博士（Dr. William Smith Clark）到一片荒芜的北海道札幌任教。

克拉克有一句鼓励年轻学生的名言：Boys, Be Ambitious ！（少年们，要胸怀大志！）他是虔诚基督徒，向黑田清隆提出：「千里迢迢来到日本，绝不单是为了传授培育日本青年成为国家栋梁的知识而已，希望能对学生实施德行教育。方法只有一种，就是教导学生彻底认识与理解《圣经》。如果阁下不接受，我就辞职。」黑田当场愣住，但为了留住人才，还是点头答应说：「如果《圣经》是当作伦理教科书，我不反对学生深入接触。」于是，札幌农学校成为全日第一所进行圣经教育的学校。

克拉克以《圣经》结合农业专业的办学风格，造就出著有《武士道》的新渡户稻造、「无教会主义」代表人物内村鉴三、植物病理学家宫部金吾。而新渡户稻造、内村鉴三在札幌农学校领受基督信仰，成为虔诚信徒，并且活出信仰，影响矢内原忠雄等无数人，更重要的是，新渡户稻造将基督教与日本传统美德结合，1900年以英文写成《BUSHIDO》（武士道）这本书，为日本精神体系奠基。

直到现在，日本呈现高品质的公共工程、国民集体道德与秩序，直接或间接受到「武士道」的薰陶，其根源就是来自当年以圣经教育闻名的札幌农学校！

见贤如何思齐？

从同志社大学、札幌农学校对日本、台湾与世界的影响来看，俨然提醒：「怎样的基督教大学」就有「怎样的国家与国民素质」。看看同志社、札幌农学校，想想台湾的基督教大学，不免感慨，台湾的基督教大学为台湾社会留下什么典范？

台湾的基督教大学、教会创办的各级学校，确实有贡献。然而，1960年代「党国」势力下的基督教大学，东海、中原多多少少还留下些值得反思的「暗黑」校史；2007年起长老教会为了长荣大学董事会问题，困扰了10年；真理大学过去曾发生若干争议。台湾的基督教大学的情况如此，似乎也反映了台湾社会与国家集体性格的缺陷。

日本基督徒仅1%，因有优秀的基督教大学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使日本社会有守法、重视公共利益、避免麻烦别人的性格。那么，台湾的基督教大学、教会学校又产生什么影响呢？期盼台湾的基督教大学，不是沦为教会组织的提款机，或是信徒牧长争权夺利的擂台，而能像当年的同志社大学、札幌农学校，活出基督福音，培育人才，服务社会。

（文章相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