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6月，世界各地都有人想起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震驚世界的事件。算起來，當年未出生的胎兒，如今也已年近30了。30年後的今天，我們如何記憶這場屠殺？我們如何面對屠殺？
這個問題值得重新思考，因為新一代的人已經是在不同的處境下思考。當年在世界各地，包括台灣與香港，透過電視機認識事件的人，如今已經和新一代一起，置身網路世界。換言之，只要我們願意，每天都可以看見六四，就像看任何其他事件或戲劇一樣。網路取消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也同時取消了接受資訊的我們與世界的時空關係：除非你能成為網路上的行動者，而非只是訊息的被動接收者。
而隨著網路時代一起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地位的轉變。過去30年來，伴隨著反抗記憶的消逝的，是經濟增長的吸引。而在幾次全球性金融風暴過後，經濟已經成了精神，成了我們的靈魂。於是，與其不斷追憶或探究早已過去的屠殺，不如抓緊眼前實在的機會。市場決定了記憶，也就決定了道德。幹嘛跟錢過不去？這話背後的意思是：要你賣，總給得出一個價的。
這就是俄羅斯象徵主義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y Merezhkovsky，1865～1941）在《未來的小人》一書當中所說的：「不是中國在走向歐洲，而是歐洲在走向中國……戰爭會結束於和平，這將是『全世界的和平』，最後的寧靜與天上的平靜、天朝、從東方到西方全境的中庸王國、最終的結晶化、全人類的蜂房與蟻窩……甚至不是庸俗，而是卑賤，因為極限到滿出來的庸俗就是卑賤。」
當一切都有價錢，一切就都沒有價值──相對的價值以絕對的價值為基礎，不賣才決定了什麼可賣──當屠殺的記憶可以買斷，屠殺就被抹消了。問題是，這是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價值幾何？
我們的信仰無法繞過這個問題。在《沉默》當中，日本執政官開的價是信徒的命，這和初代教會面對的處境在某個程度上十分類似。而今，要你沉默，不再需要迫害，只需要買下迫害的記憶即可。在這點上，基督徒的回答當然是：不賣。
然而，如果說不出口，那不賣與賣的差別在哪？如果僅記著受難，卻不能以紀念受難與復活為名聚集，教會究竟如何存在？記得大屠殺不等於紀念大屠殺，然而誰也不能譴責在屠夫家裡記得大屠殺的人不紀念大屠殺──誰沒有罪的就丟第一塊石頭吧──那記得的人怎麼辦？
基督教面對過這個問題。在16世紀，宗教改革方興之時，有個18歲的法國年輕人拉‧波埃西，眼見新教徒受迫害，含沙射影地寫了一篇《論自願為奴》，在其中，他以上帝之名論稱「上帝給我們每人的才分有多有少，是為了讓強者為弱者付出，讓弱者接受強者的贈與」──這當然對市場會造成傷害，因此如今這種說法肯定沒有市場──但他這麼說，是為了提出一個問題：所以如果「兄弟相愛」可以自足，我們為什麼要任由掌權者予取予求？我們只要不理他就好啦！拉‧波埃西的主張，成了歐洲進入現代以來第一個訴求非暴力抗爭的聲音。
然而，非暴力抗爭還是抗爭，無聲的紀念還是紀念，在屠夫家裡誰敢紀念？當年的大屠殺，殺的不正是非暴力抗爭的參與者嗎？
在拉‧波埃西寫就《論自願為奴》後將近400年，另一個法國思想家西蒙‧韋伊重新考慮了拉‧波埃西的主張，並得出更貼近信仰核心的觀點：「死亡肆虐時，服從的神蹟就在我們眼前爆射光芒」，但「基督教給人的激勵，不在於對財富與權勢的渴望，而在於人本身是有價值的」，這價值當然是因為基督教宣稱神造世人，神子為人贖罪。
就這樣，韋伊將反抗的問題，透過對人性尊嚴的神學解說，連結到記憶屠殺的問題上，而這樣的連結，正是對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擔憂的「未來的小人」的回答：當眾人都忘記之時，基督徒不能忘記，因為在一切都顯得相對、當屠殺記憶也可以買賣的塵世，我們的神是絕對，是交易的界線，是受難者最終的安慰，也是我們僅存的盼望。
（封面相片來源：cattias.photos /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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